无疑，“农民之子与农民军人”是一个大主题，很难指望我在这样一篇作家论中把它说得透彻──我只不过是借谈阎连科的小说之机来提出这个重要论题，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借这个题目为坐标，来给阎连科的军旅小说创作一个定位。 1 为什么要给阎连科的小说创作定位？ 我认为，衡量一个批评家是否称职的标准之一，就是看他能否及时地给一些相比较而言是重要的或有个性的作家“定位”──不仅仅是一般地荐举他或赏析他的某一部作品，而是毫不含糊而又恰如其分地指出其或在思想上或在艺术上的独特性，指出他的与众不同之处，或者是他的贡献所在，再在综合指数上，在一定的参照系之中，给定出一个明确的位置。 阎连科就正是这样一个以自己的创作实绩早已赢得了一席位置但又始终未得到有说服力的确认因而也就尤其显得亟需予以定位的愈来愈有份量的青年实力派小说家。 说“亟需定位”当然不是就阎连科本人而言，而是从我── 一个军旅批评家的立场来说的。多年来对阎连科创作关注的不足一直被我个人认为是一种失职。三年前，我曾在为他的小说集《两程故里》所作的序言《阎连科将会怎样》一文中表达过这种心情，并籍此吁求更多的批评目光，当时我就比较强烈地感到过阎连科的“文运不佳”。其实他在80年代末之前已经发表了近百万字作品，其中也不乏臻于成熟的上乘之作如《祠堂》、《两程故里》等，这些作品虽然也被一些重要选刊转载过，但依然为当时追新求异的浪潮所湮没。相对传统的表达策略使他不入时髦无疑是他在80年代“背运”的原因之一。然而，进入90年代以来，“新潮”退去之后，“新人”或“新生代”（特指60年代以后出生的作家群）或“新写实”又迅速成为了批评界的聚光焦点。阎连科再次被遗漏──阎连科的大体情形就是这个样子，比起那些因一二篇作品就“打响”就“出道”的作家来说，他算得上是够“背时”的一个了。 当然，话再说回来，真正的好作家好作品是不会被埋没的。之所以暂时被埋没（一部文学史证明，经历了较长历史时期“埋没”尔后重放光彩的作品，往往是一些在思想或艺术上过于超前的天才作品，作家生前乃至更长时间的被埋没不乏其例。但那毕竟只是少数“特例”，不在我们谈论的一般情形之内），除了种种外部原因外，总有其自身原因在。80年代的阎连科至少有一条不足，即灵活多变多产有余，厚重稳定精致不足。我在上述的那篇序言中也曾谈到过这个问题。由于他在选材方面的变动不居，在艺术表达方面满足于轻车熟路而陷入一种惯性制作，在主旨思想方面还缺乏一种总体的构想和明晰的追求，因而还少有具备较强艺术打击力的“拳头产品”，即便像《两程故里》这样的佼佼者也还不能让人怦然心动而难以释怀。严格地讲，或者说换一角度讲，80年代的阎连科还处在“出线”的边缘──似出还未出，未出又将出。 2 问题是进入90年代以后，阎连科笔下的文学气象豁然明朗。 首先是“瑶沟世界”的呈现。 这是由《瑶沟的太阳》、《瑶沟人的梦》等六部系列中篇组成的一个关于北方乡土中国的袖珍艺术世界。而且它带有浓厚的自传色彩──它以一场无情的洪水残酷地卷走了一个十二岁农村少年透明的梦幻为开篇，尔后逐次记录下了主人公在瑶沟的土地上为读书、为爱情、为求职而苦苦挣扎艰辛倍尝的沉重历程，直至二十岁上以无尽的屈辱作为代价换来了当兵这一“光荣”的“逃离瑶沟”的结局作为落幕。在主人公成长心史的周边，漶漫着浸透了土地的瑶沟人的血泪和汗水，而支撑着他和他们流血流汗而又无怨无悔地去追求的只不过是一个个卑微而渺小的梦想，无情的现实是这样的梦想的无情的破灭。导致悲剧反复上演的是那块土地上生长和积淀了数千年的政治的、经济的、宗法的历史和现实，是一个农业文化的巨大怪圈，是一个农民心理的阴郁投影。任何个人企图冲决它都几乎是徒劳的和无望的。作家借此表达的惟一愿望是，瑶沟作为一个整体或一个象征，将随着现代中国的转型而逐步向明天的新生痛苦地蜕变涅槃。它记录了作家情感的储存和依恋,它也传达了作家理性的批判和抉择。瑶沟是阎连科生命的摇篮，也是阎连科“情感的炼狱”（“瑶沟系列中篇”最后组合成长篇出版单行本，书名就叫《情感狱》）。瑶沟系列小说是他对自己青少年时期生命体验的感性再现，也是他对乡土中国的富于当代意识的重新关照与认识。 对于瑶沟、对于故土、对于乡村文化既怀恋又诅咒、既眷念又反叛的矛盾心态；既强烈渴望逃离它，而一旦在时空上完成“逃离”之后，在现代都市中漂泊无依之际又不得不在感情上强烈渴望皈依于它，把它当成乌托邦式的精神家园祭起在心灵的一隅，借以来对抗物化进程中的压抑与困惑的悖反情结，无疑是阎连科创作瑶沟世界的主要动因。但是，这种矛盾心态和悖反情结又不仅仅是属于阎连科个人的，稍稍拓开视界来略加考察就不难发现，这是差不多贯穿了整个20世纪的中国乡土小说的一个基本主题，从它的开山人物鲁迅、沈从文一直经由解放区文学、人民公社文学、农村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直至当前文坛的所谓“新乡土小说”，几代作家无一不是在这种集体意识或潜意识的驱策下登上历史舞台的。当然，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着同一主题的不同变奏。但总观起来看，无非是乡土中国在漫长的现代转型中发出的一阵阵时高时低的呻吟、叹息或吼叫。而所谓“新乡土小说”不过是把这种历史激荡的回声反映得更为急切、更为迫近、更为尖锐罢了。此乃时势使然，历史进程的加速使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