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文学史上突出的悲剧式人物。他早期受西方科学民主思想的影响，形成了以个性主义、人道主义为基本内容的民主主义世界观。因此，年轻的周作人对革命充满了同情和向往。特别在“五·四”新文学发轫期，他满怀革命斗争精神地在《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上连续发表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大量富有进步意义的理论文章，猛烈抨击封建礼教、封建道德，积极倡导新文学，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骨干人物之一而蜚声文坛。 在“五·四”时期，周作人始终站在革命的最前沿，向着封建文化横冲直撞。用自己独特的白话诗文，打破了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给中国文坛吹进了一阵清新的春风。“然而旧的皮囊盛不下新的东西，新的思想必须用新的文体以传达出来，因而便非用白话不可。”①正因为周作人在理论和实践创作上的积极开拓，他被人们认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扛大旗者，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留下了不朽的业迹。 但是，正当周作人在文学上拥有广阔的天地，可大展宏图的时刻，随着“五·四”退潮，他的为人之法，文学之道也随之慢慢地蜕变。在时代与个人、传统民族文化与现代世界文明、保守倒退与改革前进、清醒抗争与困惑沉沦等一系列的矛盾发展过程中，周作人渐渐地把“五·四”时期的“我”给失落了。从“文学有用论”到“文学无用论”，从“人的文学”主张到“无所谓的趣味言态”的文学表现，周作人走的是一条倒退的道路。他一步步地远离时代、远离并肩作战的朋友，直到最后的变节，把一个时代先锋的形象失落得干干净净。本文试着通过对周作人中后期作品的分析，粗略论述周作人思想、艺术情趣的发展轨迹与根源。 一 “五·四”退潮后，周作人的思想日趋成熟和复杂。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他面临着何去何从的矛盾，深深地陷入苦闷和徘徊之中。1921年4月16日，周作人发表了《歧路》一诗──“我不能决定向哪一条路去，我只是睁了眼望着，站在歧路的中间。”②在这首题目就十分显眼的诗中，周作人隐约地表现出要走与以前不同的道路，但又无法决定怎样来走。到了这年的6月，周作人再次将这种苦闷向朋友孙伏园倾诉：“我近来的思想动摇与混乱，可谓已至其极了，托尔斯泰的无我爱与尼采的超人，共产主义与善种学，耶佛孔老的教训与科学的例证，我都一样的喜欢尊重，却又不能调和统一起来。造成一条可以行的大路。我只将这种思想，凌乱的堆在头里，真如乡间的杂货一料店了。”③ 虽然周作人在“五·四”退潮后第一次出现了人生道路的徬徨，但他并没有一味地“睁了眼望着”。作为有思想有抱负的周作人，他在积极地寻找出路，一旦发现突破口，就立即准备出击。遗憾的是周作人只找到了“路的终点是死，我们便挣扎着往那里去。”④周作人开始对革命失去了信心！他胆怯和惧怕社会改革的艰苦性、残酷性，面对黑暗的现实，终于艰难地向后退了一步，但这不是简单的一步，它注定了一个伟大灵魂的失落。从此，周作人开始否定自己早年的所作所为，认为那是幼稚的、颇多理想和乐观的话，自己应该从头再来，抛弃那边所隐现的主义而热爱艺术与生活本身。这里周作人讲的所谓的“艺术与生活”就是一种脱离社会斗争，逃避民族矛盾和超脱尘世的隐逸生活。 1925年2月，周作人发表了《十字街头的塔》一文，把自己消极遁世的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所以最好还是坐在角楼上，喝过两斤黄酒，望着马路吆喝几声，以出心中闷声，不高兴时便关上楼窗，临写自己的《九成宫》，多么自由而且写意。”⑤十字街头乃繁华之地，是社会的缩影，这里不可能有宁静。但周作人偏偏要在这繁华之地腾出一方土来，上面造起个修身养性之塔，蟹居其中，在别人纷纷离了塔走上街头挥臂疾呼之时，稳稳当当地做起自己的隐士梦来。 方向上的迷失，预示着迷失的结果。周作人的根本转折是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大革命失败了，蒋介石采用反革命高压政策，隐士般的周作人被时代的风浪彻底吓破了胆，他感到自己进入一个危险时期：“‘此刻现在’，无论在相信唯物或是有鬼论者都是一个危险时期。除非你是在做官，你对于现时的中国一定会有好些不满或是不平。这些不满和不平积在你的心里，正如噎嗝患者肚里的‘痞块’一样，你如没有法子把他除掉，总有一天会断送你的性命。”⑥面对严峻的形势，周作人已不敢也不愿从塔中走出，他唯一的办法就是为了打发塔中的寂寞而进行“闭户读书”。可以说，《闭户读书论》的发表，标志着周作人十年隐逸生活的开始。 为了“苟全性命于乱世”，⑦周作人显得特别的谨慎：“我在文章中所谈的总还是不出文学和时事这两个题目，至于时事到现在决不谈了”。⑧回避现实，把自己孤立于众生之上；“吾家金人三缄其口，二千五百年来为世楷模，声闻弗替”。⑨“醉生梦死，这大约是人生最上的生活法罢？”⑩周作人身处水深火热的旧中国，有愤不敢发，有悲不敢鸣，有恶不敢斥；明哲保身，对国家、民族的命运冷眼相看，把自己框定在纯艺术中，礼赞娼妇，礼赞麻醉，这在民族存亡危急之际，在急需国人志士积极奋起之时，显得越发的消极和落伍。 思想的变化，必然导致文学主张和文学风格的改变，而文学作品又真实地反映了作者的思想和人生哲学。从1927年到1937年这十年间，周作人所创作的小品文数量极多，有《泽泻集》、《谈虎集》、《永日集》、《谈龙集》、《草木虫鱼》、《瓜豆集》等二十个集子。“以后应当努力，用心写好文章，莫管人家鸟事，且谈草木虫鱼，要紧要紧。”(11)“那么我们凡人所可以文字表现者只是某一种情意，固然不很粗浅但也不很深切的部分，换句话说，实在是可有可无不关紧急的东西，表现出来聊以自宽慰消遣罢了。”(12)在众多的集子里，周作人写了大量有关草木虫鱼的文章和读书笔记。他写身边琐事趣闻，写蝙蝠金鱼虱子苍蝇。当然也有反映自己思想和文学主张的文章，如《过去的生命》、《国庆日颂》等，但这一类文章写得极其的曲折隐晦，不仅在语言形式上深涩难懂，而且感情的流露也是遮遮掩掩，说东道西没有明确的主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