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醉太平》在《钟山》上终于连载完了，就我所接触的读者来说，大家的反映还是挺好的，你自己感觉如何？ 朱：我从一些朋友那里了解到，他们觉得好看，看了上一期就急着想看下一期，这多少是值得我欣慰的，因为从小说的本初意义上讲，让人读得下去的小说才是小说。不过，王彬彬的话很值得深思，他认为这部作品形而下的东西多，形而上的东西少了一点。 林：这可能与你的创作初衷有关吧，《钟山》上登出第一部分后，你跟我谈起过，说是想写一写大院文化心态，这就决定了写实的成分、感性的东西要多一些，而写意的成分，哲理的提纯则相应地要少一些。就表现大院文化心态而言，你觉得达到预期的目的了吗？ 朱：能打个七八分吧。你是怎么看的呢？ 林：上次我们谈的时候你指出，一个大院就是一个独立自足的小世界、小王国，其中许多人围绕着一个具体或抽象然而并无生命意义的人或事，旋转着旋转着，渐渐地在醉与醒之间失去了自我的存在。我觉得《醉太平》中这种大院文化心态在一些生活场景的生动描述中表现得非常突出，像刘达生日宴会上的醉酒、军区大院里军官们的早操、石贤汝的家宴、军事演习后的庆功酒宴、刘亦冰的家庭情爱生活、夏谷与季墨阳的几次晤面交谈，等等。 朱：我想，除了你说的这些具体的方面外，还应该是指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无所不在的有形无形的关系网络及其在个人心里的投影，一种氛围。我不知道我是否揭示出这一点来。这部小说写的是军区大院里的人和事，实际上指涉的是一种一切大院都有的文化心态，这样的大院在中国比比皆是。 林：你在表现的时候似乎更多地着墨于军中官场上的风云际会。 朱：官场可能是透视那种大院文化心态的一个最好的窗口吧。我不熟悉社会上其他形形色色的官场的具体情形，但我想总的规则可能到处都一样吧。当然我自己感到这部作品对官场的把握不够深透。 林：是不是因为对具体的生活情形不够熟悉？上次好像你说过，对刘达这样的高层领导人物形象很难把握。 朱：我不是指对具体的生活情形不熟悉，可以说我太熟悉了，许多人与事的细节在进入写作时由于某种原因而无法采纳。我说的把握不够深透，重要还是指对其中神韵的开掘与传达。故事能编出许多，传达神韵却并非易事。 林：小说第一章题为“韵味”，大概也就是努力写出这种神韵吧，还有小说中的“醉”，那种欲醉未醉、半醉半醒的微醺。神韵这东西不好说清楚，我想比较清楚的一点是。它潜藏于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身上并随时散发出来。 朱：是的，把人物写得活起来，也就能达到所谓气韵生动的效果。 林：季墨阳这个人物的创造无疑达到了这样的效果。他从一个普通的战士跻身于军区大院的头头脑脑们之中，凭着自己的才能和心计平步青云，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始终伴随着他自身人格的畸形与破裂。一方面他自始至终都非常清醒，对周围的人事、上下层的一丝风吹草动都有极敏锐的嗅觉，并做出快速的反应和果敢的决断；但是另一方面，他也是个“醉”了的人，对官场上的角逐十分投入，置身于政治权力的狂宴不能自拔。他在施展着自己的才华，却并没意识到才华的变质，他在消耗着自己的生命，却并没意识到生命的扭曲。最突出的表现是他将感情当做一种政治工具，他从政治权力的得失看待感情砝码的轻重，政治功利是他生命运转的中轴，是他生命活动的核能。 朱：是这样的。不过还应该看到，他不是完全认同于将自己作为政治机器上的一个部件，虽然实际上他是个部件。他与刘亦冰的情感纠葛的复杂性在于：其中既有功利的因素，也有心灵空虚的因素，还有实实在在的情感撞击的因素。你一定注意到了后面他与刘亦冰的私奔，这种情节设置相对于生活本身来说是理想化的，太理想化了，现实生活中处在季墨阳这种位置（军区的一个部长）的人，可能会偷情，但绝不会私奔。 林：现实中的这类人更多功利得失的考虑吧。 朱：不全是如此，更主要的是，他们已习惯于一种僵固的状态，生命的机能已经萎缩退化，就像一个长期弯曲的胳膊已经无法伸直一样。我的这种安排，是想体现季墨阳这个人物的全部复杂性，让人看到他生命状态中受压抑的一面，这受压抑的一面其实正是人之为人不可缺少的一面，即作为人的情感生活应有的独立价值。这当然不是鼓励私奔，私奔本身是以一种畸形映现另一种畸形，两种畸形之间应有一种健全生命的常态。 林：这么说来，你刚才说的“理想化”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正面价值的肯定和预设，而更多的是负面价值的批判，批判的尺度是人性的健全状态。如果再细致分析一下，可否这样看：季墨阳作出私奔的决定，是出于对自己生命状态的某种程度的自觉，是一种以主动放弃自己已有的一切的形式和代价来完成的一次被动的反抗。 朱：还有一点不能忽视，季墨阳在官场上遭受到一连串挫折（有时是他敏锐地觉察到潜在的危险而实际的挫败还没到来）后，有了一种混不下去的情势，既然如此，“何不潇洒走一回”呢？妻子的训斥和刘亦冰留下的箱子将他引向了私奔之路。他的这一抉择又不全是情感的推动，刘亦冰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他精神和肉体从官场逃亡的一个道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