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先锋小说群落里，孙甘露建构了一种“典型”景观。他的叙事是对小说规则的整体性打击，是对世俗生活的全面拒绝，各种尝试性的阅读与阐释在其艰涩的言语面前往往不知所措。除了秋季、护士、绘画、酷爱男风、青少年斗殴、阅读等极少数暗合作家个人现实记忆的意象外，那些神出鬼没的人物，古怪的行为方式，悖论式的哲理，无一不是幻想与语词的产物。现实与历史，永恒与瞬间，理论倾向与诗意书写统统被赋予了寓言或神话的精神气质。表面上看来，尽管孙甘露的小说中充斥着诸如荒诞、不连续性、碎片、不确定性、反讽、中心消失、散漫等后现代主义特征，并且从中可以发现博尔赫斯、巴塞尔姆、罗伯─格里耶、罗兰·巴尔特等后现代派大师的文本痕迹，但孙甘露通过语言创造的生存主体及其世界，却一直没有丧失内在性，这种内在性隐秘地结构着解构趋向，重新把碎裂的语言拉向深度，即穿透游戏与修辞而抵达现实和意义。对孙甘露的写作姿态连同他“启示录式的个人抒怀”，我们与其说它是文本迷恋现象，不如承认它是当代文化境遇中对现实、生存的颠覆性质询，或是一种委婉的逃遁或抗拒。它兼具了反思、深入的双重特征，表现出对精神、价值、终极关怀的超越性渴求。 生存：几种深度模式的意义 对日常经验、常规思维而言，孙甘露的小说是不可解读的。正如他自己所说：“它诉之于我们感受欣喜和惊奇的能力，我们关于人生笼罩着神秘的体会；诉之于我们的怜悯感、美感、痛苦之感；诉之于一种与众生万物风雨同舟的潜在感怀（康拉德）。”①小说文本作为克里斯蒂娃所谓的“极限体验的写作”，已经跃出了理性规范世界的领域，这种使自我陷入困境的毁灭性行为恰恰表明了它是一种寓言的、可能的、象征性叙事。《信使之函》中信的无限可定义性，定义内涵的互相消解，都在显示人类内心的广远。信使就成了潜蕴意义的携带者。不幸的是，信使刚踏上征途时，怀中的信函就已经“羽翼般飘落”了，“拾遗者尚在梦寐之中”。信使一下成了空洞的毫无意义的盲目行者，况且他去的地方叫“耳语城”，耳语城充满了荒唐、淫乱、虚伪、狂欢和秘而不宣，那个唯一存在的“他是梦，孤寂是蓝色，他们相互寻求，他要为它而献身”的假设的收信者，最终也消融到耳语城的芸芸众生里。这样，在整个时间流程内（从信使与上帝的共同苏醒持续到若干世纪后的结局），信使的徒劳奔走，信函的被遗和根本性地被忽略（没有收信人），象征性地体现出主体精神的漂泊无依，一种理想、纯洁信仰的匮乏与失落，其间无度的精神紊乱又纠结着内心感情的流放。孙甘露的小说大都映含着生存现实的各种维度，以幽深甚至荒诞的方式直面同一性的崩溃和时代、人生的“真实病症”。《夜晚的语言》诉说了生命的悲剧与虚幻，瞎子丞相对人的局限性的领悟在梦中之梦里尚未证明；暗示了缘于人类自身的宿命劫数。在孙甘露的笔下，人物往往隐去了明显的时代特征，时间模糊不清，历史的纵深感延展成一张平面，不同朝代的标志出现在某处交代不清的地点，历史和叙事的连续性、亲密性受到来自内部的质疑，这既是文本运作上对“权威”叙事的戏弄，对自我“构成”的真理的确证；又表明了小说追求一种现实批评的深度。《海与街景》的卑琐与崇高的对照，《剧院》对生活的戏剧性格的揭示，以及偶然性（《相同的另一把钥匙》），人性的无性特征（《请女人猜谜》），文化的冲突与困境（《大师的学生》），直至家族对民族隐喻式地诠释……皆触及了生存的要义，它在“边缘”和“离心”之后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本质：给小丑加冕。“一种无度的个人主义觉察到了永远不可能越过的边界”，（福尔）时，生存被简约为一种生命内容的更替过程──呼吸（《呼吸》）。 可以说，孙甘露的小说与当代社会现实处于“同构”状态。现代生活的错综复杂迫使社会表层化和肤浅化，各种真理、秩序、价值动荡不安。与此相对应的是，文本呈现出迷宫风格，自我被强调为一个“内在的世界”，这使得小说一方面用颠覆性的手段反观人的异质生存，另方面创造出一种内在的感应空间，追求生命“内在世界”自身。弗德尔认为：“人愈来愈无法把握外部世界，愈来愈具有转向内心生活的倾向”。因此“我是自我的无数和自我的人格，无数自我本质构成了人格”。②人的内在成为联想和抽象派的拼贴画，如《请女人猜谜》中，“士”曾经是个惊天动地的人物，而现在仅仅是个瞎子；他是守床者，见习解剖师，他偷吃解剖室里的蛇而被开除；然而他又是一个谕世者，一个男仆，一个有正义感的凡夫俗子，一个谋士和心力交瘁的臆想者。他还是一个忠诚的爱人和偷情者…… 相对于后现代文本的“失语”特征，孙甘露的话语泡沫下面仍然涌动着拷问现实生存的强劲力量，这第一种追求深度的生存模式可称为寓意模式，寓意的获得主要来自小说文本的整体性读解。从他的小说中，还可以更鲜明地查寻到其他几种富有深度的生存模式。 语言与写作，这可算是第二种深度模式。孙甘露的作品拒绝提供连续性，行文语无伦次，甚至杂乱无章。学究式的精确事实与毫无节制的泛泛而淡和夸大其辞随处可见，叙事成为话语的不断脱序的自然运动。语言的恶性增殖既表征了作者控制语词的欲望，又证明了人在话语中的不由自主（语词对人的反控制）。《我是少年酒坛子》中话语变成了维持人们生存所必需的下酒之物，诗人的夸夸其谈不是语言从人自身的剥离，而是人依赖语言得以存活。海德格尔认为“语言是存在之家”，人的所有内涵的规定性都不能逸出语言的界域。孙甘露在此表现出对形而上学的偏好。在本文虚幻的自足世界里，“真理来自言语，而不是来自现实”（雅克·拉康），于是各种悖谬性都变得合理起来。无所不能的上帝“叫一个教汉语的老处女一巴掌磬成了个半残废”，语言让上帝变得残缺起来；当信使告知他可能来自“你书中的那个宫廷”时，写书的僧侣喊了一句“那是我的宫廷”就死去了，这就是专名的权利被剥夺后的结局，至于“我生前就是个死者”的死者，更显示出名词的偏见和术语的傲慢。整篇《信使之函》就是一座“措词的墓园”。杂色人物在语词中诞生，以自己的方式生存，在语词中消失，正好印证了卡西尔“人是符号的动物”的思想。“士”与“后”的多功能角色也只有在语言中才能转换自如。在孙甘露的小说中，谈话与话语之流源源不绝，并且谈话是一种更为可信的真实，语言世界消解现实秩序世界时，形成了语言对语言的攻击，由语言的活性带来的人的延展、生活的自由度便脱颖而出，这种话语的泛滥现象，可以看作人在现实社会中的疲弱状况的扭曲反映，但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它向人的可能性开放提供了参照，是生存本真状态的进一步逼近和深化。《访问梦境》的卷首语“到了结束的地方，没有了回忆的形象，只剩下了语言”。完全把丰收神及其家族──闪闪族的历史性构成置于语言的能动反应系列中，语言作为真正的动力推动着丰收神家族的所有故事向前发展。闪闪人的祖先认为：“谈论吃比吃这一行为本身更具光彩”，他们“生活在一个一开始就有文字记载的环境里”，“思维中所有的形象都取决于未来”，这个靠语言、词藻而生存的家族，与那个“生命靠文字得以延续”的我，一直享有着缺席的权利，最大的束缚意味着最大的自由空间。丰收神说“一种东西同时就是一切东西”，并把橙子“当作梨、当作苹果、当做鱼、当做肉、当作稻米、当作小麦、一切一切”来吃，语言被还原到无语言状态，而不再为固定的概念而生活。语词的自我解放功能与主体生命的更替过程是紧密不可分的。“正是在语言中期待同满足相接触”③，对现实人生而言，语词愉悦是生存主体的一种宣泄性调整，也是对既定系统的突围表演，更在形而上的意义上切近了人的生存直接性这一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