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以来以“现象”命名的事件越来越多，但各种“现象”似乎总是昙花一现，唯有王朔现象是个例外。他在1988年，先后把《轮回》、《顽主》、《大喘气》、《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等四部小说搬上银幕，“玩”出了个中国电影的“王朔年”。从1990年起，他又先后以《我是你爸爸》、《编辑部的故事》、《过把瘾》等合作剧多次成为人们不断投以关注的热点。 到了1992年，这是在巨大的商潮面前，文学最不景气之年，王朔的作品不仅在市场上没有滞销，相反，他以前的集子《空中小姐》、《王朔谐趣小说选》、《过把瘾就死》以及新推出的一百五十万字《王朔小说专集》又成为大小书摊上走俏的文学读物。 当人们还在争论王朔究竟算不算作家，他的作品到底叫不叫文学的时候，王朔小说在新时期文学中拥有最多的读者已成为既定的事实，如果仅以“痞子文学”一而概之的话，恐怕难以解释王朔小说的走红。象许多文化人放弃手中的笔，选择“下海”投身商潮那样，王朔竟是从商潮中“上海”选择了文学。 既然是一种现象，公众的评价就众说纷纭，有的人认为“王朔小说有独特的认识价值和批判力量。使我们得到近乎全新的生命体验、情感体验和审美体验，他让我们领略了转型期社会激荡，碰撞和现代都市的斑驳陆离、眼花缭乱的生活色彩以及人生现世的纯洁、善良和娇美，更多的是荒诞、调侃、虚伪、暴力、色情和无耻。他对生活的洞察、感受、穿透和表现使其小说真正具有认识价值。”①（刘则鸣《王朔现象》）而另一种则是从整体上对王朔的作品持一种彻底否定的态度。“尽情地在嘲弄社会，嘲弄人生，它在宣泄一种非传统、非理性、非道德的反叛情绪的同时，也把我们当今社会所提倡的一切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传统贬得一钱不值。”②（同上）他们视王朔的作品为“痞子文学”、“流氓文学”。 我们说严厉的批评是必要的，但攻击与谩骂似乎有失评论家的风度。王朔的确有悖于传统，他采取了与传统文学观完全不同的文学观点，如此的叛逆行为很难令我们完全接受，但是王朔走红了，而且是在中国文坛最孤独寂寞的时候红的，这个现实本身就值得正视，而且我们更不能无视成千上万的读者和观众的存在，要说王朔“无耻”，毋宁先说这群读者无耻，或者说是时代无耻，王朔的作品也许毫无价值，但王朔闯进中国文坛，并在读者中产生轰动效应不能说没有价值。下面我们就从几个方面来分析，为什么王朔能在读者中产生轰动效应。 一、“过渡人”的文化错位和心态失衡 一接触这个小标题人们就会问：什么是“过渡人”？严格地说，我们这一代人都是过渡人，概括地讲，过渡人指处在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的社会发展阶段上、混含着新旧两种特质、有着双重价值体系的人们，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传统人，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现代人，是同时兼传统人和现代人某些心理素质和性格特征的人们，他们在向现代中国过渡过程中已经走了很长的一段路，但未来的路还很漫长，而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走在这条路上的过渡人。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王朔创作了一系列小说，可以说他小说中的人物无不体现过渡时期过渡人的一些特征、梦想、抗争、失败、迷惘、困惑及无可奈何。《玩的就是心跳》描写一群迷惘的青年，他们从“文革”中走出来，在经历生活背景的转换时候本身并不是一无所有，而是携带着传统文化给予的价值观念、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而这些又是与现代环境相矛盾、相排斥的。他们所见到的都是新东西，商品经济、市场机制、经济特区、合资企业、电脑、计算机，因而他们感到在新的文化环境中的不适应，不协调，表现出时代性的文化错位和心态失衡，产生一种无奈茫然的情绪，想挣大钱，过豪华日子，却又处处受挫，好象被抛进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受到某种不可知力量的控制和支配，又好象失去了自己，对“我是谁”的问题产生迷惘和困惑，这一切造成了他们极其复杂的性格，玩世不恭，神吹胡侃，追求新奇，到头来依然感到空虚、寂寞。王朔的另一些作品同样表现了一群在传统的气氛中寻求超越，以期待个人境遇得以改善的人们。《给我顶住》中的方言，在“烂熟的环境和人群”中感到郁闷和烦躁，使他幻想某种完美无缺的生活，但传统的中庸思想和现实对人的禁闭，使不安分的自我与环境形成了尖锐的对立，他的真诚遇到了现实激烈的报复，其结果是费尽心机却依然生活在旧有的情势下。 《我是你爸爸》是一部由父亲马林生和儿子马锐之间的关系演绎而成的长篇小说，读过小说之后你会感受到某种强烈的精神压抑，这压抑从何而来？平心而论，马林生不仅不是一个坏爸爸，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好爸爸，他很爱自己的儿子，除了有点平庸和卖弄之外也说不出他太多的毛病，而儿子马锐同样不是一个坏孩子，除去男孩子难免的调皮外，很爱自己的父亲，并且通情达理，那么这样一位好爸爸和好儿子之间何以造成如此沉重的精神压抑？究其原因，就是父亲与儿子彼此所受的传统教育与现实环境的相互排斥，表现出时代性的文化错位及错位后的心态失衡，由此而产生强烈的精神压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