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一批富有才华的儿童文学女作家的出现早已受到儿童文学界普遍的关注。她们独特的视野，独特的情感投入以及作品所显示出来的与男作家不同的女性气质与创作风格正鲜明地体现出女性儿童文学的日渐成熟。新时期女性儿童文学作家的大量涌现与女性儿童文学的成熟其实决非偶然，从一定角度讲，它是从历史深处发展而来的女性情感于转折时期在文学上的表现，是妇女个性意识、社会意识进一步觉醒的重要标志之一。 回顾女性儿童文学作家成长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女作家的崛起总是在封建专制主义封建意识受到猛烈冲击的时期，总是在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到来之时，妇女问题总是同社会问题紧密相联。当冰心、陈衡哲、卢隐等中国第一代最优秀的儿童文学女作家崛起之时，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深入开展之际，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专制和封建意识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儿童地位和妇女地位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和重视，儿童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于是，一些具有强烈时代感的知识女性从个性意识的觉醒走向了时代意识的觉醒，她们肩词负着沉重的时代使命，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诞生作出了开创性的努力。《寄小读者》等作品所闪耀的尊重儿童个性，与挚爱儿童的深情至今仍激动着一代又一代的小读者。 新中国的成立无疑是一个历史性的巨变，中国当代妇女的地位也得到了充分的认可，妇女意识的进一步觉醒，使女性情感得到了极大的释放，女性儿童文学也因刘真、柯岩、杲向真、葛翠琳、宗璞等一大批颇有才华的新中国成长起来的女作家的涌现而进入一个新的时代，留下了诸如《我和小荣》、《小胖和小松》、《野葡萄、》《小兵的故事》、《寻月记》等许多闪耀着智慧和灵秀的儿童文学名篇。然而在之后的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中，思想被逐步禁锢得近于窒息，真实的情感也几乎完全被压抑了，所以作为以抒发人类情感为创作宗旨的女性儿童文学也就不可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这种压抑和背负的历史积淀终于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新时期得到了总爆发。这是中华民族经历的又一次伟大的历史阵痛时期，一切旧的正在动摇但尚未完全消失，一切新的正在萌生但尚未完全成熟。这一时期出现了各种思想意识的大交锋，各种文化的大碰撞。在这大交锋、大碰撞中，伴随着社会的前进，女性的需要层次螺旋上升，思想意识不断深入，更加重视女性在生活和艺术中的地位，她们以女性的敏感和锐利开始积极参与思想文化的交锋与碰撞，并且敢于表现自己的情感和敢于相信自己的眼光了。于是女性儿童文学再一次引起了人们的注目。 揭示儿童心灵的伤痕──女性情感投入的第一敏感点 新时期之初，人们从一场恶梦中苏醒，激动和欢欣鼓舞使男女作家的创作表现出基本一致的情感基调──欣喜与愤怒交织。当张洁以清新醒目的姿态携着《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出现在读者面前时，葛翠琳又以近乎怪诞而又写实的姿态，一改昔日优美、抒情的创作文风，创作出《半边城》、《翻跟斗的小木偶》、《进过天堂的孩子》等作品，尽管她们的创作风格迥异，但却从不同角度揭露了在人妖颠倒的岁月里，知识分子和少年儿童在肉体和心灵上所受到的残酷伤害。以女性特有的敏锐汇入了儿童文学“伤痕”主题的潮流，表现出与男作家同样的政治意识。 而后当神州大地的思想解放运动刚刚拉开序幕，思想刚刚冲击牢笼之时，女性便背负着历史的沉郁感，以真正属于自己的情感眼光敏锐地捕捉到了闯入政治禁区的突破口。王安忆的《谁是未来的中队长》一发表便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少年儿童中产生了广泛热烈的轰动效应，儿童文学界也因此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争。作品以敏锐的眼光揭示了学校教育中非常敏感的问题，即以怎样的眼光去评价优秀少先队干部的问题。当然最终《谁是未来的中队长》的意义决非仅仅提出了衡量少先队干部的标准究竞是什么的问题，而是由此触发了儿童文学对其它一些以往被认为是“禁区”的突破，例如对少男少女朦胧的爱的突破；对暴露阴暗面的突破；对非正面主题的突破…… 当然就理性的政治敏感而言并非是女性作家之所长。就女性心理特征表明她们在骨子里是重感情而轻理性的。正如瑞士心理学家云恩所发现的：“若就情感无可争辩地是女性心理学的一个比思维更加明显的特殊性来说，最显著的情感型也是发现于女子之中的。”①所以一旦女性意识的核心──个性意识逐步觉醒之后，她们必然首先在女性最敏感的领域──情感上表现出来。在成人文学中她们关注于爱情、婚姻以及人性等问题，而在儿童文学这个特殊的领域，她们关注的自然是少年儿童的情感、心灵的渲泄。由于受“伤痕文学”的深刻影响，女作家最初的情感投入的敏感点一度放在了对社会给儿童带来的种种心灵伤痕的揭示上。黄蓓佳的一曲《阿兔》以饱含的真情揭示了昔日光彩夺目、纯洁活泼的少女阿兔，在“四人帮”左倾路线的残害下，过早地失去了童真光彩的悲剧命运；而后又以纯真细腻的笔触撩开了残疾儿童芦芦（《小船，小船》）和失去家庭温暖渴望获得理解的小男孩李京京（《心声》）被压抑的心灵创伤，让他们久抑的心灵得到了尽情的抒发。在此同时，程乃珊和秦文君等女作家也都以十足的人情味加入了“伤痕文学”的潮流，“欢乐女神”的悲歌（《“欢乐女神”的故事》）和“狗崽子”的咏叹调（《闪光的萤火》），揭示了不同社会、家庭背景下的少男少女殊途同归的悲剧命运……在所有这些揭示心灵“伤痕”的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出女作家全身心的情感投入，她们似乎不长于冷静客观地描述，而更偏重于主观情感的抒发，特别擅长于描写少男少女的内心情感活动，并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带上自己少女时代的情感体验与童年情结，具有一定的自传性质。这一点在日后的以少女小说为创作中心的女作家的笔下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情感，是艺术创作的重要因素，一切艺术作品或多或少都离不开感情色彩，只是在以政治运动为中心的人妖颠倒的年代里，情感才被彻底埋葬了。新时期，一旦文学创作走上正轨，恢复往昔的人间烟火，人情美、人性美便成了作家渲泄久被压抑的情感的中心点，儿童文学作家还更多地关注于儿童情感的渲泄。女性天性中的温柔、细腻、软弱使她们在生活中比男性更富有同情心，这一心理特征导致女作家的创作动力和源泉更多地来自炽烈情感的爆发，不约而同地倾注于同情和怜惜儿童心灵的伤痕和被压抑的情感。正是女作家们这种以情感人的作品，给新时期之初的儿童文学艺苑吹来了一股温馨柔美的和风，使刚刚从紧张动荡的政治生活中解脱出来的读者感到了一种精神的宽慰和心理的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