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写实”这个话题不知不觉已延续了六、七个年头，至今仍然不见消歇。“新写实”从八十年代从容地跨到九十年代，一直占据着小说创作的主流地位。尽管“后现代主义”的话题在中国文坛上已经出现，但小说创作的重心还没有“后”移。显然，“新写实”不是一个短期行为，而是一个具有相对稳定性的、为现实时代所决定的、有牢固现实依据的创作倾向或文学流向。尽管人们对“新写实”聚讼纷纭，但“新写实”的基本因素仍然在继续发展，并有所深化。 因而有必要从整体上回答“新写实”是什么？它的源流逻辑何在？它会发展到哪里去？它的价值和意义在哪里？它体现了怎样的艺术精神？ 一、“写实”的历史价值 人们常常把1985年视为文学行进的一个年度界标，却很少看重1987年的年度意义。原因很明显：1985年“文化寻根”的旗号公然亮出，“先锋小说”的实验也蔚然兴起，文学思潮新波骤涌，煞是热闹；而1987年则是自“文革”后一浪高过一浪的文学思潮第一次显出颓势，滑入“低谷”，趋于“平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1987年同样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年度界标。问题当然不仅仅是这样一个从“喧闹”到“平静”、从“高潮”到“低谷”的外在形态说明，更重要的是一种新的审美向度正在这“低谷”、“平静”中酝酿震荡，悄然生发。1986年底和1987年问世的一些有代表意义的作品，标示出中国当代文学的审美意识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首先使人想起的是《风景》和《烦恼人生》这样两篇作品，这是后来被视作“新写实”的代表性作品。这两部小说引起人们的重视，不在于叙述技巧的新奇，而在于所叙之事，所写之实的平凡庸常、司空见惯又触目惊心。这里既没有高谈阔论，又没有悬念巧合，一切都是生活的本来色彩和原生状态。然而，恰恰是这本真和原生的日常现实令人震颤，似乎突然发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处境原来是这样的，仿佛倏忽之间从一种不真实的幻觉之中回到了切身的真实，从彼岸的想象回到此岸的存在。1987年第11期《小说选刊》转载《烦恼人生》的《编后》如是说：“这便是中国大多数公民的人生烦恼”，“是这一代人的普遍的生存状态”。谁都不愿意生活在“烦恼”之中，谁都不想生活在这样一幅粗鄙的“风景”之中，然而回视自身，作为一个普通人，谁又不是生活在这平凡琐碎、柴米油盐的纠缠之中？谁又不是这“风景”中的人物？只是不愿意也不曾正视自己而已。只有真正地正视自己、面对现实，才能认清真实的存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两部作品所描写的生存境况和情绪状态触及到这个时代的普遍存在和精神境遇，打破了还残留在人们心理上的某种幻想，同时，使中国文学在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孕育的一种审美意向明朗化了，这就是“新写实”意向的明朗化。 把视线移向普通中国人的现实处境、移向社会存在，真切体察、真实反映普通平民在现时代的生存状况，是“新写实”在写什么上表现出来的根本特征。刘震云的《单位》(1989)和《一地鸡毛》(1991)连续叙述一个刚出校门，走向社会的大学生小林的境况，从单位到家庭，从工作到生活，他沉落到一种卑俗境地，被“官本位”的价值体系所同化，由与“官场”环境格格不入到逐步适应乃至投机钻营，清正纯洁之性被现实环境慢慢蚕食殆尽，无可奈何地认同了客观存在。李晓的《关于行规的闲话》(1988)则叙述了另一个年轻人方平的境遇。他精通业务，能够在各国众多公司中选择最佳设备，但厂长却作出了引进美国三星公司设备这一最不合理的选择，原因是经委主任的女儿正是美国三星公司中国经销部经理。一切都不言而喻，不合理变成了“合理”存在，他也就只能是说说“闲话”而已。普通人的主体性和主动性已被悄然搁置，除了认同存在，适应现实，已经走投无路。人的精神主体的失落和感情价值的贬值是“新写实”所关注的一个重要的存在方面，池莉的《不谈爱情》(1989)，方方的《落日》(1990)，谌容的《懒得离婚》(1988)，苏童的《离婚指南》(1991)，王朔的《过把瘾就死》(1992)所描写的婚姻家庭生活，毫无浪漫激情和深挚感情，没有理解、没有宽容，也没有温存，只有日复一日的乏味无聊，一次接一次的磨擦火并，要么就是相互绝望了的冷战，凑合着把日子过下去已经困难。精神价值的失落，道德责任的放逐，人似乎进入了一种心理失重状态，不知道自己如何是好，日子因而显得越来越艰难，越来越沉重。何士光的《日子》(1989)是那样心灰意冷，“夜晚是更漫长了，白天也不再有希望”，人活着只需要“耐心”。张洁的《日子》(1991)是那样心烦意乱，几乎要失去章法，米面皆空，情绪败坏，象末日来临，最后的“耐心”失去就只有发疯了。田中禾的《枸桃树》(1989)里“日子好象到了头一样让人凄凄惶惶”。历史蜕变，道德解体，欲望膨胀，心灵失重，人的生存陷入了空前的迷惑和无序。 如果不是武断，那么应当承认“新写实”所写之实，就是这“日子”，就是这“日子”的色调和状态，即平民的生存之实，换言之，就是现实的存在境状，就是这个时代的普遍存在的样相。毫无疑问，在写什么这一点上，“新写实”获得了鲜明印记。 那么，是不是“新写实”文学有意“冷落”英雄，“鄙薄”理想呢？是不是只注意现实的庸俗存在而忽略了崇高的一面？事实上，写什么并不由作家的主观意志决定，而是由时代决定。存在决定着文学的内容，这是一个铁的规律，有什么样的现实就会有反映什么样现实的文学。历史进入八十年代后期，拜金主义席卷了这块古老的大陆，权力受到金钱的诱惑，思想受到金钱的鄙视，贞操和脸皮、原则和人格也进入了实用主义的拍卖，“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争得的自由”。①被贫困折磨得太久的人们突然从“钞票”上看到了“曙光”，金钱观念的强化使一切都低落了，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原来是一幅头脚倒置、脑体倒挂的讽刺画，庸俗之雾，遍披华林。“英雄主义”被地痞流氓剔除了“崇高”之后变成了“坑蒙拐骗”的胆大妄为。“乔厂长”不知去了哪里，“老板”却如雨后蘑菇遍地冒出，当年的“右派”也好，“知青”也罢，都已失去了曾有的特别之处，混入人流，随行就市地步入商品经济下的谋生之道。要求文学描写现实中不复存在的“英雄”和早已幻灭的“理想”，就有些不可思议了。这是一个崇实尚用的形而下的谋求生存进而实现发财之梦的时代，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都已发生变化，人际关系和价值趋向也已移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写实”所写之实正是这个时代的特定存在，是现实的历史情境和人的处境，它的意义就在于不掩丑也不溢美，无讳无饰的史实价值，在于它的客观实在性和原生本色。如果说历史只不过是大事件的堆积，那么，文学才是真正的“历史”，是特定历史环境中人的生存状态，是社会存在的复现。对于写实文学来说，其价值恰恰体现在这一点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