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realism)对中国文学来说，是一个极其醒目的概念。我们不仅能够在几乎所有文学史、文学理论和谈论文学的场合遇到它，而且为此不断地卷入一场又一场的论争之中。在当代中国，在所有的文学上的主义和流派之中，现实主义占有特殊位置，成为“主流”“主体”，是“先进”“进步”等等的同义语。由此形成一种有趣的事实：每当文坛风云变幻之时，现实主义总是处于战斗的位置。 这本身就构成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现实主义能在中国文学中处于如此特殊的位置？它占了那些天时地利和得天独厚之处？而这些条件的形成又意味着什么？当我们顺着文学河道回溯，就会发现，现实主义的这种优越的位置，并不是一开始就起来的，而是在中国文学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并于近40年中达于显赫地位。 最引人注目的也许是1958年茅盾《夜读偶记》的发表。它标志着现实主义在中国文学中的一种特殊的境遇。至少从表现上来说，现实主义似乎拥有了解释、说明和判断中国古今一切文学现象的权利，而且无庸置疑的是体现先进阶级、先进思想的创作方法。因而茅盾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甚至很难把它当作一部纯粹的个人著作来研究，因为它体现了太多的时代因素和历史因素。 《夜读偶记》写于1957年4月，当时中国文坛正进行着一场有关现实主义的讨论，其情况正如茅盾在前记中提到的： 去年（指1956年）9月《人民文学》发表了何直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以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问题已经在国内引起了相当热烈的讨论。截至本年（指1957年）8月，国内8种主要文艺刊物登载的讨论这一问题的文章，就有32篇之多，极大多数是拥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我利用晚上的时间，把这些论文（约有50万字罢）陆续都读过了；读时偶有所感，便记在纸上。现在整理出来，写成这篇文章，还是“偶记”和“漫谈”的性质，而且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故题名为《夜读偶记》①。 这篇长文虽名为“偶记”，却不是随便写成的，而是带有一种总结的性质。无论从当时的情况，还是作者写作的态度来看，《夜读偶记》无疑是研究和把握当代中国文学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文献。 《夜读偶记》主要讲了两个观点：一是就中国文学的历史发展而言，认为“中国文学史上很鲜明地存在着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二是从整个世界文学发展中肯定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先进性，主要涉及到了创作方法和世界观的关系。平心而论，对一个对现实主义一往情深的作家来说，这些观点是可以理解的。 实际上，茅盾所倡扬的观点并不是自己首先提出的②。50年代中期，苏联就有人提出：“只有一种有充分价值的艺术和一种有充分价值的方法──现实主义”，“这种观念依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类推，把所有艺术观象分为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③。这种观点立即在苏联文学界引起了一场论战，并且很快波及到了中国。当时中国的一些理论家研究家根据苏联理论界的信息，开始关注本国文学中的现实主义问题。刘大杰于1956年首先在《文艺报》第16期上发表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现实主义问题》，接着在《文艺报》第21期上就登载了姚雪垠与之商榷的文章《现实主义讨论中的一点置疑》，导致了一场讨论。对于中国古代文学中现实主义问题，刘大杰的观点是比较稳重持中的。他认为现实主义这个术语，有自己的基本内容和特点，现实性和现实意义并不等于现实主义，所以运用“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这个公式来概括中国三千年的文学史，把文学史象切西瓜一样，一半是现实主义作家与作品，一半是反现实主义作家与作品，不能实事求是地说明问题，必然走上简单化片面化的道路。 论争当然还涉及到了多方面的问题，比如中国现实主义的起源和现实主义的不同阶段问题，现实主义理论本身的问题，以及是否要用欧洲现实主义理论来衡量中国文学问题，等等。 茅盾当时面临着更严重和更复杂的情况。如果说，关于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还局限在学术界，还表现得比较平和的话，那么当时亦同时在进行的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的论争，已经远远超出了学术的范围，触及到了当代政治思想的敏感问题，已经充满了阶级斗争的“火药味”。 茅盾在前记中所说的，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讨论是从何直（即秦兆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发表后开始的，但是到了1957年，这场讨论已远远不再是讨论，而发展成为一场名符其实的批判和斗争。当时已经有人撰文把它定性为“文学思想的两条战线──反对教条主义和反对修正主义──上的斗争”，把秦兆阳等一些人看作是“思想上的异己分子”，是“打着反对教条主义的幌子来反对马克思主义”④。 此文的这种观点是和姚文元在1957年1月写作的文章完全一致的： 自从去年9月何直的文章在“人民文学”发表以后，在文学理论中逐渐出现了一种修正主义思潮⑤。 姚文元的文章写于1957年1月，8月修改，上面所提的文章写于1957年10月，而茅盾《夜读偶记》的前记则写于1957年9月，也就是说，当有人已经把讨论升级为“两条战线斗争”的时候，茅盾还在说“相当热烈的讨论”，而且说明“极大多数是拥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从当时的政治要求来看，茅盾这个态度至少是非常暧昧的──因为茅盾当时不可能对文坛上已经来临的一场斗争风暴一无所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