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60年前，中国文坛曾经有过一场京派和海派之争。始作俑者沈从文早在1931年就发觉讲“趣味”的老京派与商人气的新海派，都持一种“白相文学态度”。（《窄而霉斋闲话》）两年多后，沈从文又在《文学者的态度》一文中再次批评对文学持“玩票白相”态度的文人，完全从“趣味”出发，或以放荡不羁为洒脱，或以终日闲谈为高雅，或将文学当赌博，“下注投机取巧”，或将文学作补药，“单靠宣传从事渔利”，等等。这类文人，“或在北京教书，或在上海赋闲”。针对此弊，他强调作家要“诚实”，其心目中的诚实作家，即指当时活跃于京津文坛的卞之琳、芦焚、萧乾等一批有生气有实力的少壮。（参见《从现实学习》）此论一出，上海立即有了反应，说这是北方同行将居留上海的文人“恶意”的称为“海派”，它的含意，“是有着爱钱，商业化，以至于作品的低劣，人格的卑下这种种意味”，并力辩上海文人迫于生活不得不多产找钱，云云。（苏汶《文人在上海》）于是沈从文又写《论“海派”》，具体指出“‘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便成立了我们今天对于海派这个名词的概念”，如“投机取巧”，“见风使舵”，或“从官方拿到了点钱，则吃吃喝喝，办什么文艺会，招纳子弟，哄骗读者”，或“感情主义的左倾，勇如狮子，一看情形不对时，即刻自首投降，且指认栽害友人，邀功侔利”，或“偷掠他人作品，作为自己文章，或借用小报，去制造旁人谣言”，凡此种种，是谓“海派”。为防别人误解，他特意申明两点，一是与上述弊病相反的茅盾叶绍钧鲁迅及大多数作家编辑不会成为海派，二是海派风气已蔓延北方，所以扫荡海派乃南北作家共同责任。尽管如此，文词之间，仍然时时流露扬“京”抑“海”的意向。 1934年春，上海报刊很快围绕海派问题展开讨论。徐懋庸将“名士才情”归为京派特征，“商业竞卖”归为海派特征。曹聚仁则以为沈从文所说海派弊端，京海皆“无以异也”，“天下乌鸦一般黑，固无间乎‘京派’与‘海派’也。”（《京派与海派》《续谈“海派”》）鲁迅的名言是：“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使官得名，近商者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总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花边文学·“京派”与“海派”） 如此看来，双方争论的分歧不在抑“海”，因为沈从文所列海派之弊有目共睹，鲁迅在《准风月谈·后记》中对上海文坛邪恶风气亦有这样的概括：“献检查之秘计，施离析之奇策，起谣诼兮中权，藏真实兮心曲，立降播于往年，温故交于今日”。分歧在于扬“京”。沈从文褒扬的京派作家，大多重视艺术，不像左翼文学那样与政治紧密相连；他在肯定京派对艺术“诚实”的同时，也包含着对他们在内容上不趋时的赞赏，而左翼文学早期那种只重“主义”的标语口号倾向，自然遭他的轻视和奚若，被视为海派一大弊端。在左翼作家眼中，京派多指那些完全脱离时代，只爱钻在“象牙之塔”中的老京派文人。因此“京海”之争的实质还是一个文学究竟要不要密切联系时代、政治和社会现实的老话题。一般的反对文学与商业与官方政治结缘，并不会与左翼作家冲突，但沈从文除此之处，还不满于文学与左翼政治牵连，这就必然受到左翼文坛的抨击。总之，沈从文扬“京”抑“海”的主要目的是试图将文学既从官方政治又从左翼政治还从商业竞卖的阴影中解放出来，坚持走一条自由主义之路，难怪次年鲁迅在《“京派”和“海派”》一文中悟出“去年京派的奚落海派，原来报纸上并不是奚落，倒是路远迢迢的送来的秋波”，从而端出一盘“京海杂烩”。根据即在沈从文和被鲁迅抑为海派的施蛰存、半京半海的林语堂等人对政治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厌弃。 以士取仕的传统，使得中国文人向有以天下为已任的政治家式的雄心壮志，即使“身在江海”，也还“心居魏阙”，从来重视文章的济世教化作用。在现代，就是对国家民族的忧患意识促使文学家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同现实同政治紧密相连。这一来自然与文学的自由主义发生龃龆，出现了文学的自由与文学家的不自由的矛盾现象。自由主义作家的困惑在于，想躲开政治，但实际上又躲不开。沈从文不仅在描绘湘西清灵山水和淳朴人性的同时，寄寓其对民族命运的沈忧隐痛，而且撰写了一批暴露嘲讽绅士阶级虚伪、旧式军队腐败以及指斥当局政策愚蠢的愤慨文章。施蛰存虽然热心于文学形式的创新，但还是在显尼志勒影响下，成功地运用弗洛伊德理论创作了揶揄讥刺禁欲主义的《摩罗计》，表现植根于现实土壤的性心理流程的《春阳》等心理分析佳作。林语堂办《论语》，提倡幽默小品，虽遭鲁迅批评，但老朋友的鲁迅仍能看出他的“愤愤不平”。在那个时代，人们“谁高兴做‘文字狱’中的主角呢？但倘不死绝，肚子里总还有半口闷气，要借着笑的幌子哈哈的吐出来”。（《伪自由书.从讽刺到幽默》）所以，林语堂的提倡幽默，也还是为了吐那“半口闷气”。上述诸公作品中不同程度的忧患意识，其实多少都与现实与政治有着联系，只是不符合左翼关于文学必须成为无产阶级政治斗争一翼的要求，因而，他们怎么写也得挨批。于是，“死抱住文学不放”的自由主义作家，总感到处处受政治掣肘，不自由。 二 文学所面临的困顿，反映的乃是文学（家）和政治（家）的矛盾。鲁迅说得好，“文艺与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对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集外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如果文学家虽不敢造反，但也不愿为在朝政治家歌功颂德，有时还要发点牢骚，便会遭官方冷遇乃至压制，惹得左翼讽笑他“忠而获咎”，像贾府焦大，到头来被被塞了一嘴马粪。如果文学家对现实尽管不缀愤慨，但又不像左翼那样鼓吹阶级斗争，则又会招来要求文学立竿见影宣传革命的在野政治家（革命家）以及革命文学家的批评。沈从文等自由主义作家以往就是处在这样一个左右夹攻的两难困境。 革命胜利了，革命家成了在朝的政治家，地位变了，但关于文学应为政治服务的要求不变。当政治家的路线政策符合历史规律和人民利益，政通人和，反映现实的文学家歌功颂德乃势所必然。一旦政治家的路线政策有误，虽主观动机很好，但客观效果很差，原本具有忧患意识的文学家又要想，又要开口。然而，文学怎敌得过强大的政治呢？于是，文学重又陷入困顿。建国后的历次文艺批判大抵如斯。夏衍老人最近曾经说，左联时代他们是“左”，解放以后他又不断地检讨右。这不奇怪，因为后来政治家对文学家的要求，比左联时代更“左”；“文革”则是“左”的极致。在这环境中，夏衍等老一辈艺术家自然要被目为右倾来批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