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本无天堂，只因人生有种种不幸与烦忧，人们才有天堂的幻想。性爱本来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只因现实中有种种不自由、不如意，理想的性爱才高远如天堂。文学是美丽的幻想，因而性爱也就成为文学永恒的主题。人类的第一首歌是劳动的号子还是性爱的欢歌抑或别的什么，已难以考察，但中国第一部诗集的开篇之作《关雎》，却无论道学家怎样曲解，也无法改变它作为情歌的本来面目。无可否认，性爱题材在中、日文学史上源远流长，但由于封建专制与封建礼教对人性与个性的压抑与扭曲，这一题材并未得到自由、充分的发展，爱的歌吟相当微弱，而且夹杂着一些嘈杂的不和谐音。20世纪初，中、日“人的文学”才大张旗鼓地向性爱天堂攀登，展现了别开生面的景观。 一、攀登中的悲欢 1892年，北村透谷的《厌世诗人与女性》开篇就说：“恋爱是人生之秘密钥匙。先有恋爱而后才有人生。”恋爱这种人生自然的事情却要诗人慷慨激昂地为之正名，这只能说明传统文化有反自然的缺陷。好在一个新的时代来临，虽然北村透谷本人不幸华年早逝，未能在性爱的伊甸园里一展歌喉，但他把恋爱这把人生的钥匙从封建牢头手里夺了过来，将大门打开，引出一片自由的欢歌。如果说岛崎藤村的《嫩菜集》还有嫌嫩弱的话，那么与谢野晶子的《乱发》则显示出成熟的新女性勇于追求爱情的泼辣风度。日本古典文学的代表作《源氏物语》里的女性，在恋爱中绝大多数都是被动的角色，期待着男性的选择、进攻，而自身既没有选择的自由，也没有进攻的勇气。而到了近代文学中，诸如《乱发》的抒情主人公、《新生》里的节子、《一个女人》里的叶子等，都一反传统的被动角色，主动、勇敢、执着地追求自己之所爱。从性心理的觉醒到初恋的清纯，再到青春恋的热烈乃至黄昏恋的执着，都得到肯定性的表现。 日本古典文学中性爱题材的主动角色，要么是王公贵族，要么是浮浪子弟，女性不过是他们手中的玩偶，性爱不过是强权与自然本能生下的畸形儿。到了近代文学，才以严正的态度将性爱作为人生的重要内容，并将其建立在个性意志的基础之上。近代化的进程是艰难曲折的，自由性爱要承受种种压力，只有个性意志顽强者才能获得幸福。《信使》（森鸥外）的女主人公伊伊达小姐既对家里订下的未婚夫没有热情，又对那个惹她同情的孤儿小羊倌儿唤不起爱情，于是“逃”进宫当了女官，赢得一份属于自己的精神自由。伊伊达还没有获得幸福，但她勇于同家庭对抗，同习俗对抗，勇于主宰自己的命运，总是比奴性服从要接近幸福。《恋爱病患者》（菊池宽）的女主人公久美子因父亲反对她与山崎交往而私奔，同住旅馆，被守旧的馆主报告警察局，家里去人领回。父亲认为恋爱不过是一种热病，家长有责任决定已成人的儿女的婚事，以免他们被“热病”所害。家里有专制的父亲，社会上有干涉个人私生活的馆主与警察局，久美子终于被困在家里唉乃长叹。菊池宽并未停止于表现因袭势力的强大这一方面，他后来做了一个续篇《兄的场合》，表现了个性意志胜利的一面。在这个续篇里，父亲对几年前自己在久美子婚事上的专断有了悔意，这回他虽然仍不赞成儿子与一妓女的恋情，但他汲取了教训不再干涉儿子的婚事。因为他终于觉悟了：“真个恋爱也许是病，但人没有这种病便不能尝到无我梦中的幸福。蛮横无理把它医好了，反倒会使人永远对这幸福不能断念。”性爱的实现，有时不仅要冲破家庭专制的樊篱，而且要撕破友情的面纱，因为性爱的排他性要个人独享胜利成果。《后来的事》（夏目漱石）的主人公代助先前以朋友的“信义”压倒了“自然”（生命意志），把意中人三千代介绍给好友做妻，但他后来受到了“自然”的惩罚，最终“自然”战胜“信义”，“夺”回了心中割舍不去的情人。武者小路实笃的《友情》与《后来的事》有相似之处，大宫与朋友野岛都爱上了杉子姑娘，大宫发现杉子倾向于他，为了成全野岛，他远渡重洋去法国求学。但杉子不似三千代那般软弱，她毅然拒绝了野岛的求婚，锲而不舍地追求大宫。大宫终于认同了《后来的事》里代助的那句话：“对自然的信义比对朋友的信义要好。”爱情战胜了友情。 然而，性爱的成功与否，有着诸多制约因素。田山花袋的《棉被》表现了相互交织的双重悲剧。一重是芳子与田中的恋爱悲剧，两颗年轻的心相遇，迸发出爱情的火花，遂有旅途中春意缱绻之夜，于是田中弃学来京同芳子共谋生活，但由于文学家竹中时雄从中作梗，私情为芳子父亲所知，这位专制家长表面上说要两人分开三年是为了他们的前程，其实骨子里是不肯放任年轻人自由恋爱。田中与芳子刚刚萌生的个性意识还敌不住家庭专制的压迫，只好听凭芳子父亲把已显露出文学才华的女儿带回闭塞的乡间。另一重是竹中时雄的性格悲剧。他厌倦于不能与他心灵沟通的妻子与没有半片涟漪的单调乏味的生活，正在这时来了年轻美丽的女弟子芳子。19岁少女的青春魅力使他感到二度青春的萌动，感到心底憋闷过久的爱的风暴一遇机会就会夺围而出。他爱得发狂，但他还不敢，或者说芳子没有给他提供这样一个机会。芳子只是把他视为先生来尊重，他眼里所见的妩媚并非有意的亲昵以至撩拨，而是少女在尊者面前女儿情态的自然流露。当芳子的心被年轻的学生田中所吸引，竹中时雄的恋爱幻想破灭的时候，他遂把失望的幻灭与强烈的嫉妒化为变态的报复，在精神上折磨芳子，逼迫芳子道出隐私，又使出杀手锏，请来芳子父亲，“借刀杀人”。芳子的青春之恋是被他拆散了，他品尝了报复的快意。但与此同时，芳子的离去也使他失掉了可以慰藉枯燥心灵的美丽幻影，他只能趁着芳子行李尚未运走时狂嗅芳子棉被上的“遗泽”，还有情不自禁的哭泣。“室中昏暗，窗外风怒吹着。”小说结尾的这句描写象征着什么呢？是以芳子的悲忿来斥责时雄“昏暗”的心理，还是时雄谴责自己生命意志的薄弱、道德意志的卑污？也许二者兼而有之，此外还有更多的寓指与预示。 《棉被》问世于1907年。此前近代叙事文学中还少有刻划得如此完整、细腻的人物形象，而且性心理表现得如此大胆、露骨，文坛为之耳目一新，道学家则群起攻之。岛村抱月为《棉被》辩护道：“这部小说是赤裸裸地大胆揭露个人肉欲的忏悔录。……自然派的作品，从不加掩饰地描写美丑，进一步偏向专门描写丑恶，它的这一特点已被这篇小说充分印证了。虽说是丑，却是人难以克制的野性的声音。作者在书里拿理性跟野性互相对照，把自觉的现代性格的典型向大众赤裸裸地展示出来，到了令人不敢正视的地步。这就是这部作品的生命，也就是它的价值。”①即使是在这样的辩护文章中也不得已使用通常使用的“丑”一词，足见当时性爱表现的艰难。 “人的解放”之初，封建卫道士还自以为能够挽狂澜于既倒，虎视耽耽地盯着新文学寻找反扑的机会，大胆的性爱描写往往成为他们进攻的靶子。中国现代文坛上也发生过“《沉沦》风波”与“《蕙的风》风波”等现象。1921年10月出版的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短篇小说集，里面收入《沉沦》、《南迁》与《银灰色的死》等三个短篇，最有代表性的是《沉沦》。主人公幼年失怙，家境贫寒，形成了极为敏感的心理特征。后来靠兄长资助赴日留学，因兄弟志趣不相投，终至绝交，经济失去后援，生活陷于困境。更使他难堪的是他旺盛的青春活力亟须异性朋友乃至伴侣，而作为一个弱国子民、一个穷留学生，竟没有一个异性向他表示好感，甚至他那敏感的心灵感受到的处处都是轻蔑。于是他沉湎于自慰之中，陶醉于窥浴的快感，当这一切都不能使他到达快乐的峰巅时，他终于登上了有侍女陪宿的酒楼，在那散发着奇怪香气的红绸被里过了一夜。他所要求的是异性的爱情，而酒楼并没有使他如愿以偿，不要说爱情，就是本能是否得到满足都已被酒醉所遗忘，他所获得的只是道德上的耻辱与信念上的绝望，于是他向大海深处走去。这是青春性苦闷与时代苦闷的大喷发，出于当时的道德的考虑，作者在作品中还对性苦闷的宣泄加以道德抑制，譬如自慰后的严酷自责（据现代医学、性学研究表明，适度的自慰不失为缓解身心紧张、增进健康的办法，至少有一派这样认为）、出妓楼后的蹈海自杀等。但即便如此，在受到广大青年称许的同时，也招来了卫道士的一片斥骂声。周作人征引美国莫台耳(Mordell)的观点为《沉沦》辩护，认为《沉沦》属于“非意识的不端方的文学，虽然有猥亵的分子而并无不道德的性质”，“所谓灵肉的冲突原只是说情欲与迫压的对抗，并不含有批判的意思，以为灵优而肉劣：老实说来超凡入圣的思想倒反于我们凡夫觉得稍远了，难得十分理解”②。郭沫若在40年代谈到郁达夫时也称赞“他的清新的笔调，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