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从规范意义上说，比较文学在我国还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即使是新时期“复兴”后的比较文学研究，虽说颇具发展势头，但比之于西方体系完备的比较文学理论来，仍显出不完善性。但倘若我们换一个角度看问题，即将比较文学研究课题置于中国比较文学史的范畴内，则将显示出完全不同的情状。特别是面对中国比较文学史上富有特色的一页──“现代期”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即便用最挑剔的眼光去审视，我们仍将惊叹它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为我们曾有意无意中对这段历史的忽略而不安。事实上，在我国运用比较方法研究文学如同其他文学研究方法一样古老，而可以称之为不自觉的具有比较文学意义的文学研究，也早已走过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现代”和“新时期”的比较文学就是在历史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研究样式。在这个历史长河中考察“现代”一段就显得无比重要了。它既是对源自孔、荀等作为方法论的“文学比较”的继承和发展，又是在借鉴外来作为学科的“比较文学”理论基础上自觉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理论体系的开端，为今天比较文学的“复兴”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础。没有“现代”那一段辉煌历史，何来今天比较文学的“复兴”？更何况，交织在二十世纪世界文化大潮中产生的我国“现代文学”，本身就“标志着20世纪初所揭开的全世界历史的一个新阶段”（列宁语）。文学的“世界性”势必使它在比较文学的领域里有所作为。回首“现代”时期的比较文学研究论著，有些已在到相当高的水准，以至于使我们不能不佩服那些卓有见地的研究者所具有的世界文化意识和文学研究的超前意识。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说，中国现代比较文学研究都是一份极可珍视的文学遗产，值得我们认真研究与总结。探寻其从自发走向自觉的流程，无疑会给我们有益的启示。 一、追根溯源：渐进的历史呼唤中国比较文学的自觉时代 历史是一个世代延续又不断更替的运动过程。每一个“过程”显示着自身的待征，也显示出历史的承续，体现了历史的必然。当我们审视“现代”期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流程及其特质时，也不能不首先将其置于历史的长河中追根溯源，探寻其源远流长的动态历程。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一方面看到中国比较文学的确有一个自身独立发展的过程，“自成体系”的格局建构并非天方夜谭；另一方面也不难理解：渊源颇久但缓慢前行的中国比较文学历史实非规范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史，它时时在寻求着适当的时机的嬗变与突破，呼唤着“自觉”的比较文学时代的来临，于是催生出承续历史而又产生激变的“现代”期中国比较文学也便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显示出现代比较文学的全新意义。 毋容置疑，人类的精神产品都属于某一个特定的系统，中国的比较文学是世界比较文学整体构成之一，它同世界比较文学现论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与照应。但这不等于说诞生于本世纪初的新文学建设时期的中国比较文学仅仅是某个西方文艺理论的“独资产品”，只是席卷而来的西方文艺思潮的偶然所为。审视历史，得出的结论恰恰相反：它既受到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同时也是中国文学内部规律使然，源远流长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给它以深刻影响与制约。在这一点上，最能见出中国比较文学与欧洲比较文学的生成差异。如果说，欧洲各国间的文学基本上可称为“异族同宗”，各国比较文学的生成也有个“同宗同祖”，那么中国比较文学的源头就几乎与外部世界“不搭界”。在纵向继承关系中已含有超国界、超语言界线因素的欧洲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研究者常把各国作家进行对比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使其日趋“统一”，彼此间联系因而也就更接近、更密切。寻求这种联系的结果是终于在十九世纪诞生了比较文学这门学科。返观中国文学两千多年的发展，人们熟知的是它的自我封闭的格局。由于强大的封建中央集权的长期统治，中国文学的演进始终都是处于同一文化体系，同一语言形式背景下。从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到元曲、明清小说，无一不是这种文化规范下的产物。即便偶有同外部世界的文化交流，“居高临下”的文化伏越感仍大抵将外来文化的影响消解于无形。这个简单的对比说明：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是在其自身的文学发展历程中缓慢行进的，而严格意义上的“比较文学”的生成，则中国明显滞后于欧洲。 然而，中国的比较文学毕竟也有自己的生成历史。自身文学发展的要求，外来文化的不时撞击（近代尤甚），使中国的比较文学因素日渐滋生。它虽取渐进态势，但仍不掩其向前发展势头。这无疑为现代具有规范意义的“比较文学”的诞生提供了内在条件。纵观现代比较文学生成的历史原因，可概括为远因和近因两个方面。 其一、远因──自发的“文学比较”和“不自觉的”比较文学。 自发的“文学比较”早就存在于各类文学研究中。诚如英国学者波斯奈特所说：“用比较法来获得知识或者交流知识，这种方法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和思维本身的历史一样悠久。”①中国也不例外。虽然孔子的“六艺”之分，荀子在《劝学》里对《礼》、《乐》、《诗》、《书》、《春秋》等的分类以及他在《儒效》里对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的比较评述还不过是一种文学内部的比较研究，但作为儒家文化体系的始祖，他们开创的比较方法的应用，却影响了后世的中国文论，如后来的文论专著《文心雕龙》、《诗品》等，无不是采用比较的方法进行论述的。“文学比较”不是“比较文学”，但比较文学却离不开文学比较，文学比较是比较文学研究的核心，或基本方法，在中国文学长期的发展中，它为比较文学的产生提供了方法论的意义，对后世的影响是不可小视的。除“文学比较”外，中国文学在其发展途程中还存在着另一种比较形式，即是从汉代以来散见于典籍、史料、传说中的中外文学的横向比较。这一种形式可谓产生现代比较文学的较为直接的渊源。无论是司马迁在《史记》中用史实同“安息传闻”与中国上古神话传说作的辩伪存真的比较，还是唐段成式的名著《酉阳杂俎》里具有中国特色的综合比较法的应用，②都是中国比较文学在史前史里留下的痕迹，也代表着这门学科从早期的仅仅作为一种手段的应用，逐渐过渡到作为目的的一种文学研究。这期间，佛教的传入，翻译热潮的掀起，中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文化交流活动对此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也产生了具有真正比较文学意义的“格义”、“心无义”及“合本”等研究方法和特定术语，③也有对翻译方法“直译”和“意译”的不同主张，更有对翻译标准的探讨。这些具有比较文学意义的探索，为后世不仅提供了文学研究方法，也在内容层面和文学观上打开了新的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