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意识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宗教意识，宗教的忏悔意在洗清人的灵魂。在西方，忏悔意识来自于基督教文化，即直接导致原罪说，这种宗教意识渗入文学中，于是有了古斯丁与卢梭的《忏悔录》，托尔斯泰的《复活》，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地下室手记》等一系列忏悔意识强烈的作品与一个个忏悔主人公，这些主人公又多是知识分子。而中国文学自先秦以来，就崇尚理性精神，宗教意识较为薄弱，因此在中国文化心理的历史积淀中，很少乃至没有宗教意义上的忏悔精神，文学作品中也缺乏忏悔意识，屈原的“虽九死其犹未悔”（《离骚》），正是这种追求真理拯救民族而至死不忏悔的崇高精神打动了人们。《莺莺传》中张生虽有反省，但却把责任推向“女人是祸水”，对自己的始乱终弃用“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便推得干干净净。 而二十世纪的中国新文学，一开始就笼罩着一种反传统的忏悔意识，这种忏悔意识既象一面反叛旗帜，标志着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与传统文化的不同，又象一副十字架，沉重地制约着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活动。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痛苦太深刻了，首先表现为一种外向的忧患意识，这促成了中国新文学史上最优秀的小说《阿Q正传》的诞生，但痛苦还赋予了中国新文学作家另一样东西，那就是内向的反省与忏悔意识。理智的崩溃，人性的脆弱，自己以及类似自己这样的灵魂深处的可怕的变形，这一切都引起他们深深的震惊、迷乱和不安，必须将这些情感释放出来，以摆脱困惑，求得精神的平衡，这实际上就是从个人反省的角度去悟解人性的深层蕴蓄。就对人类精神的理解而言，这种悟知常能达到比对外部环境的刻划更为深入的程度，它能促进卓越的抒情作品的出现。由于种种原因，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种可能性并未得到实现，即便是鲁迅，他对“狂人”和魏连殳们的刻划也远远不如阿Q那样深刻。但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中国知识分子再一次从深重的折磨中恢复过来，情不自禁地回顾自己的创造、精神的历程，中国作家的反省与忏悔的意识将会得到明显的深化。 一、现代文学中的忏悔意识 中国现代文学与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一样大量地出现知识分子“忏悔”主题，这是由两国知识分子在近代社会历程中特别艰难，特别忍辱负重的命运所决定的。18、19世纪的欧洲文学，知识分子的忏悔都只是在个性和基督这两种精神力量之间进行的，至于人民的苦难，社会问题，作家们几乎是超越的。当他们忏悔时，人道化的基督精神和道德热忱使个性主义欲望在灵魂中展开角逐，忏悔也常包含着人文主义的超越世俗的英雄气概，如《少年维特的烦恼》、《忏悔录》。而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则将基督与苦难，道德热忱与坚毅忍耐，将良知审判与道德规范融为一体，使他们的忏悔更为严厉、沉重，带有更为浓厚的宗教色彩。许多俄罗斯知识分子贵族身份，释放农奴或甘愿为妓女赎罪，这里包含着某种愧对世界的“原罪”意识，这种忏悔的原罪表面上是愧对基督，本质上是愧对人民、解救国家于苦难的社会责任和使命感。当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被热情夸大了，那知识分子就是在灼热的忧国忧民的意识下感到无地自容而深切“忏悔”，许多现代华夏的“士大夫”不也是在拯救民众苦难的使命感遭受挫折后严厉自责而甘愿接受苦难洗礼的吗？回顾近现代史，中国知识分子受俄国民粹思潮的影响很深，如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在讲劳工神圣时，内心深处就隐含一种原罪意识。作家们把人的完美品德加在他们并不熟悉的人物身上，如工人、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身上，这并不一定出于他们对劳动阶级的深刻理解或真切感受，而往往是他们对这些社会阶级的生疏和隔膜。即便象鲁迅这样伟大的文学家，在通过阿Q、祥林嫂等艺术形象，深刻鞭挞国民劣根性的同时，也写出了《一件小事》之类的作品，“仰视车夫的身影愈来愈高大，榨出皮袍下的‘小’来……”，另外还有《人力车夫》，郁达夫的《薄奠》、《春风沉醉的晚上》等作品，这些作品的原罪意识都很强烈，都是新文学中表达知识分子忏悔主题的作品。 鲁迅的《狂人日记》是一部伟大的忏悔录，这篇小说第一次对人的全部道德价值提出了深刻的怀疑，对于人应该怎样从原始祖先遗留下来的兽性本能中解放出来，以适应现代文明的要求，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呼喊。“吃人”是一种象征，象征着人类进化过程中还保留着野蛮时代的残余。狂人对于“吃人”现象感到深切痛心，还反映了人对自身恶行的深刻忏悔。这是建立在进化论的科学基础上对“人类原罪”所包含的象征意义的一种解释，它超越了基督教文化的阶段和人文主义阶段，深深地打上了现代意识的烙印，他对人性中恶的因素的深恶痛绝与无情谴责，远远超过了题材、环境以及现实的意义，他以深邃的目光关注着整个国民性的改造，力图刻划沉默的国民的“魂灵”，这种使命感的严肃程度，以及狂人从自己曾“吃过人”这一恶行中所感受到的痛苦的程度，都充满了一种沉重的现代色彩的忏悔。 郁达夫留学日本时，已经特别地意识到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屈辱的社会地位。郁达夫产生了严重的自卑、羞耻和悲哀往往是从男女性爱关系中敏感地反映出来的，他的作品的忏悔意识也强烈，如《沉沦》、《迷羊》、《空虚》、《迟桂花》等，《迟桂花》主人公看到体态优美的莲，便突生异想，觉得莲就象一朵散发着浓郁香气的迟桂花，他闻了之后便性欲冲动起来，但他又被莲那“洁白得同白纸似的天真小孩”的心灵所感化，在内心深处深深地忏悔，谴责自己，于是他“心地开朗了，情欲也进化了。” “五四”初期浪漫气质浓厚的知识分子中，田汉、郭沫若等作家都带有忏悔心理，田汉自称为“不良少年”，郭沫若为自己在日本的恋爱行为感到自卑，自称为“罪恶的精髓”，但这些忏悔并不深刻，作家们都想通过忏悔取得一种心理平衡，这些忏悔意识都带有一点卢梭似的骄傲，无论田汉、郭沫若，还是鲁迅、郁达夫，他们的忏悔意识表明了西方现代文化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渗透，促使了他们在更高层次上对人的自身价值的认识。 二、建国后十七年的忏悔意识 从五七年的反右开始，无形的“紧箍咒”便成了主宰知识分子的命运绳索，痛苦中有来自政治运动等外部压力，也有来自知识分子内心无所适从的矛盾心态，而矛盾心态根源于一种“自我审判”，这种“自我审判”在文革时期被迅速推向自我作战的地步，“我准备给‘剖腹挖心’，‘上刀山、下油锅，受尽惩罚，最后喝迷魂汤，到阳世作人”（巴金），人的自我就这样消失殆尽，导致现代宗教“原罪感”的出现。巴金《随想录》的人的精神状态，使刚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挣脱传统文化束缚的中国知识分子重新走回“奴化”心理的魔圈，不断地自我贬抑，自我完善，从而失去自身独立的主体地位，成为匍匐于“神”面前的世俗罪人，知识分子以启蒙为历史使命转变为以接受改造为唯一使命，知识分子被忽视为必须依附于工农才能存在的阶层，而被排斥到异己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