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无论是把文学看作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还是把文学看作作家的记忆、志趣、感受和体验在语言文字中的自由表现，或是把文学看作人类个体之间进行精神交往的一种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再创造过程，文学活动都可以视作一种心理现象，二者的紧密联系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必然存在。同时，文学又都是民族的自觉，是民族精神的体现。因此，对回族文学创作的心理学观照，是探究回族文学民族特色的重要途径。 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都蕴涵着该民族的心理。民族心理，亦可称之为民族精神。回回民族从其形成的历史渊源与社会环境来看，她的心理素质的形成受着中华民族精神的强烈影响并成为其组成部分，这是回族心理素质中与中华各民族心理素质的共性部分。然而，由于其所处的社会历史的、经济的、自然地域特殊环境以及宗教习俗的独特性，又形成其特有的具有鲜明民族性的心理素质。其中较为突出且目前已被广泛认可的内容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自强向上，开拓进取，坚韧不拔的精神。回回民族没有从祖宗那里继承到现成的土地，没有统一的固有的经商市场。为求民族生存，必须付出比中华各民族更大的努力和艰辛。他们从历史的夹缝中开拓发展。这种境遇造就了回族穆斯林百折不挠，昂然进取的性格，造就了整个民族的心理内容。2.强烈的民族自觉心理。民族自觉感是个体对自己所从属的民族的自觉认识及民族亲近感，多表现为民族认同及民族凝聚力。如回族中普遍存在的“天下回回是一家”，“亲不亲，穆斯林”的心理，使得回回民族颇具凝聚力。这一点，作为全民族的一种基本心理素质，有其坚固的稳定性，至今不衰。3.虔诚信奉伊斯兰教，是回回民族一个强烈而鲜明的心理特点。由于民族整体的心理素质常常通过民族传统文化、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习俗和民族感情强有力地影响着本民族的每个成员，因此，即使有少数回回人已不信教，但这种穆斯林回族的心理仍能深深地影响着他们对回回民族事业的强烈责任感，具有强烈的亲附力。 回族文学的发展与该民族之始形成，同步于历史进程，并以回回民族的鲜明特色为根基卓然独立。民族题材、语言和民族的艺术表现手法等，固然可谓体现回族文学民族特色的重要方面，而民族心理则是凸现民族特色的关键内容。 二 当我们研究回族作家创作活动进展过程时，会首先发现回族作家的创作心理定势，带有鲜明的民族色彩。定势，是指一定的心理活动所形成的准备状态，这种准备状态将影响或决定继起的心理活动。文学活动中的这种准备状态直接影响文学作品的生产。作家的心理因素作用于创作活动的全过程，无疑会对作品的形成产生相应的定向功效。 文学是人学。把握这种人学的是文学家。文学家对于生活的感知，同样也有一种定势作用下的选择过程。作家的经验，需求，情绪，认识，文化结构等都对其知觉定势有所影响和限定。从更高的层次上来看，这些因素又都从属于特定的社会和民族的文化系统。作家既从社会和民族文化系统中吸收营养，同时也受到它的限制和束缚，在每一个人的心理结构中，都积淀着民族的集体意识。创作主体的心理特征又正是进行文学创作的关键因素。回族作家，不管你是否在他的名字前冠以族属，他都会或多或少、或显或隐地流露出所属民族的心理特征。之于文学创作，这种特有的民族心理必然影响甚至决定着主体创作的心理定势。 张承志，这位祖籍山东的回族作家，“文革”期间作为下乡知青，曾在蒙古草原的纵深处生活了很久。蒙古族人民的哺育之恩，使他一度将目光投向了那一片古老广亵的土地，写出了一部又一部驰誉文坛的佳作。然而，民族的血统，民族的感情影响着他创作方向的转变。民族心理的驱动力将他拉向西北的黄土高原——这回回民族代代生存、斗争的最大聚居区域。在此心理定势的驱导下，张承志先后写出了以回族为题材的《黄泥小屋》、《终旅》、《残月》、《湟水无声地流》等小说，以及《心火》、《背影》等散文。并以整整六年的投入，完成饱蘸着心血的《心灵史》，为了40万哲合忍耶的期待，为了拯救自己的渴望，他终于描写自己母族的历史了。 在《心灵史》后缀中，张承志这样写道：“我的热土，我的北方，我的大陆！……别人嫌你穷，近在相邻老死不相往来，我却从千里之外投奔了你。别人易遗忘，人去情移，我却对你始终不渝。”这种特有的民族认同感，正是对其创作产生导向效应之内在因素。 同样，曾以数百万字作品享誉文坛的霍达，长期以来也一直酝酿着一部反映回族生活的小说，最终，她以被称为奇书的《穆斯林的葬礼》（下简称《葬礼》）一了心愿。 《葬礼》以50万言的巨幅，以独特的视角，深刻的内涵，宏观地回顾了中国穆斯林漫长而艰难的足迹，揭示了回族穆斯林在华夏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撞击和融合中独特的心理结构，以及在人生道路中的追求与困惑，展现了奇异而古老的民族风情和充满矛盾的现实生活。这是一部成功地表现回族人民历史和现实生活的巨著，有着独特的文学地位和审美价值。小说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 探究霍达创作《葬礼》的过程，也可看出其心理定势的民族特征。心理学理论告诉我们，作家的知觉定势，表现在其情绪态度对创作动机的影响上；表现在思想认识对知觉范围的限定上；表现在由其所受教育和文化陶冶而形成的文化结构上。而这些内容之于回族作家，都必须烙有本民族的心理痕迹，也正是这种民族心理导引出霍达创作《葬礼》的心理定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