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的鲁迅研究是在改变开放的历史潮流中重新起步的，对外的开放不但引进了西方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的社会思想学说、美学理论和文艺理论、文艺创作，而且也引进了西方文学研究的新方法、新的操作方式。中国的鲁迅研究者和其它领域的文学研究者遂把这些研究方法或操作方式用于鲁迅及其作品的研究。由于这些研究方法是直接从国外引进的，对于中国鲁迅研究界是一些新鲜的方法，不但多数人对它们还不太习惯，就是引进者运用起来也有些生涩，但在表现形态上则又是当时最新的方式，所以我称这些带有试验性的研究为“先锋派的鲁迅研究”。 最早影响到鲁迅研究界的是比较文学研究。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已经不是一种新的研究方式，鲁迅、茅盾、郑振铎等现代文学作家都曾有过属于比较文学的论文或著作，吴宓、戴望舒等现代作家和学者也曾翻译和介绍过西方的比较文学理论，赵景深、冯雪峰、戈宝权、韩长经等学者把比较文学研究运用于鲁迅研究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但由于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对外封闭，中国鲁迅研究者没有自觉地把比较文学研究作为一种独立的研究方式，而在这个期间，西方的比较文学研究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在新时期开始之后，中国大陆鲁迅研究界的比较文学研究很快得到了发展，更由于它与对开放的社会需要相呼应，一时形成了比较文学研究的热潮，不论研究规模上，还是研究的细密度上，这时期的比较研究都超过了以往各个时期。戈宝权的《鲁迅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刘柏青的《鲁迅与日本文学》、张华的《鲁迅与外国作家》、俞元桂、李万钧、黎舟的《鲁迅与中外遗产论稿》、李春林的《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王富仁的《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是这时期有较大影响的几部比较文学专著。这时期中国大陆鲁迅研究界的比较文学研究仍然重在鲁迅思想、艺术和国际影响的研究，重在阐明文学的国际联系的必要性和接受外国文学影响对发展中国文学的重要性，所以多数著作都属于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的著作甚少且成果不大。由于多年来的排外主义对学校教育的破坏，这时期除戈宝权、刘柏青等少数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专家之外，专门从事鲁迅研究的学者外语水平极其有限，这大大影响了鲁迅研究界比较文学研究的深度，所以这时期的比较文学研究多停留在有形的外部联系和总体的特征上，艺术的比较弱于思想的比较，特别是艺术语言和具体审美特征的比较更加薄弱，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也给中国大陆鲁迅研究界的比较文学研究增加了极大的困难。但也正因为如此，随着中国青年一代外语水平的提高、中外文学联系的加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中国鲁迅研究领域的比较文学研究还会有持续发展的可能。严格说来，对鲁迅与外国文化和文学的比较研究，主要不在于鲁迅研究本身，它更是对中外文化和文学的整体研究，但这恰恰可以把鲁迅研究同世界的文化和文学研究融为一体，并返转来为鲁迅研究开辟更广阔的空间。 西方心理学对中国大陆鲁迅研究的影响表现在吕俊华的专著《论阿Q精神胜利法的哲理和心理内涵》上，承袭着二、三十年代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介绍，新时期大量翻译介绍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和他的文艺观，这对于鲁迅某些作品的分析和鲁迅翻译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的研究无疑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这些影响散见于各类鲁迅研究著作，而余凤高等人则有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阐释鲁迅作品的较集中的尝试。直至现在，一些作品中也出现了用不同的心理学的理论揭示鲁迅的文化心理和创作心理的内容。但总括说来，用心理学的理论进行鲁迅研究所取得的成果还不显著，这里的原因大约有下列几点：一、如何把对人的一般的、科学的（带有机械性质的）心理研究转化为审美、艺术的、具有个别性的文化和文学研究的方式，对于我们还是一个巨大难题。我们看到，在西方心理学的发展、特别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并没有直接转化为像我们这样的对文学作品的直解方式，而是发生了我们难以预料的转化。詹姆斯的心理学产生了意识流小说，弗洛伊德对《俄狄浦斯王》和达·芬奇名画《蒙娜丽莎》的解读也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弗洛伊德的学生荣格则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创立了他的集体无意识学说。用科学的心理学常识说明带有强烈审美特征的文学作品往往无形中对其文学性有消影作用，如何在中国的读者中实现这种复杂的转换还需要做更多的努力。例如阿Q.如若他的心理特征在心理学上是无法得到解释的，心理学对于它的解读就是没有作用的；如若他的心理特征在西方的心理学中能得到直接的说明，那末他的心理特征就是符合人类的一般心理活动的规律的，就没有可笑性可言了，说他体现了中国国民性的弱点也就失去了基本的依据；二、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给心理学在中国文学研究中的具体运用造成了巨大的困难。在中国社会上，具有最大影响的至今是儒家的伦理道德，而这种道德不是建立在对人的科学认识的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稳定家庭关系和国家统治秩序的基础之上的，性道德则是它的核心和基础。可以说，在西方的科学学说中，与儒家伦理道德构成直接对立关系的莫过于心理学、特别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了。中国附着于儒家伦理道德体系发展起来的心学是用这种道德“净化”人的心理的学说，人的心理活动中的任何一个微小的与儒家伦理道德不相吻合的活动都被视为不道德的表现，视为不正经的、可耻的心思，它在社会上演变为严重的窥秘和诛心倾向。西方的心理学研究是把人的各种心理倾向都作为合理的、客观的内容加以揭示的，当把这种科学的揭示置入有强烈窥秘、诛心倾向的中国社会的时候，其色彩和作用就会有巨大改变。这甚至在我们中国知识分子之中也是如此。这种中西文化的差异一方面会影响运用心理学解读文学作品的深度，另一方面则有可能将其运用于非学术性的道德挑剔中去。我认为现在那种用变态心理学解读鲁迅的创作心理的文章就有时流于非学术性的目的；三、人的一般的心理机制和文化心理的关系是至今没有得到统一的、科学的说明的问题，心理学是在当前世界上得到迅速发展的一个学科，但它仍在发展中，它还不可能说明各种复杂的人类的心理现象。人类有着共同的心理机制，但又由于文化的差异而有各种细微的差异，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我认为恰恰是在现代心理学研究中尚未得到充分揭示的问题。而这恰恰是对我们从事鲁迅研究最最重要的心理学问题。鲁迅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把握、表现中国社会各阶层、各类人的心理活动的大师级人物，在把握中国人的心理活动的精确性、细致性方面，至今还没有一个中国的或外国的心理学家能够超越于他，这也是新时期心理学研究在中国鲁迅研究中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重要客观原因。但我认为，这个时期所揭示出的心理学研究方式，对中国鲁迅研究在今后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它有可能成为代替一般的文化研究而成为鲁迅研究中起最重大作用的一个研究派别，而它能否发展成这样一个派别，其关键将在于它能否与文化研究相结合而把鲁迅对中国国民心理的揭示的研究推向新的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