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启蒙派的鲁迅研究实际是一个返回自我的鲁迅研究派别。不论是二十年代的社会人生派、青年浪漫派、早期的英美派知识分子的对立批评，还是三、四十年代的人生一艺术派、青年马克思主义理论派、马克思主义务实派、马克思主义精神启蒙派、马克思主义政治派、英美派知识分子的鲁迅观都是在他们当时的思想立场上对鲁迅及其作品作出的自然反映，因而这种反映也标志着中国社会特定阶层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但到了五十年代之后，这种研究主体和研究活动的契合关系便从根本上消失了。这个时期的鲁迅研究越来越向学院派知识分子范围中收缩集中，这些知识分子是在和平条件下从事思想文化事业的知识分子，他们自身的事业是以和平发展为基本条件的，因而他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也不是实践的政治革命者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他们不但没有政治革命的实践，也没有从事政治革命实践的愿望和要求，但他们所使用的理论标准却是从事政治实践活动的标准。这种研究标准的非自我化，也就标志着他们的研究活动的非自我化，所有的研究似乎都只是为了论证一个与自我的实际人生追求没有直接关系的历史的是非，而这种历史的是非却与他们在实际的人生经验中建立起来的是非观念毫无关系甚至取着对立的形势。在这种情况下，鲁迅研究的认识职能消失了，它不但不利于对鲁迅及其作品的理解和认识，而且也不利于对现实人生的理解和认识，从内外两面破坏了鲁迅研究。任何的研究活动，其目的都在于增益人的认识，并且认识历史归根到底仍在于认识自我和自我存在于其中的现实的社会人生。研究标准的自我化越来越成为大陆中国鲁迅研究的关键问题。“文化大革命”及其失败的历史结局，给中国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重新返回自我的历史条件。这个运动是以迫害知识分子和广大政治管理人员为特征的，共同受迫害的社会经历和当时几乎相同的社会地位使他们有了共同的语言及其思想形式，在结束这场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中国的知识分子则以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宣传发挥了自己独立的作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得到了加强，以自我的现实人生体验直接面对周围的世界并对之作出符合自己意愿的评价则是这种自我意识加强的表现形式之一。这时期鲁迅研究中的启蒙派的根本特征是：努力摆脱凌驾于自我以及凌驾于鲁迅之上的另一种权威性语言的干扰，用自我的现实人生体验直接与鲁迅及其作品实现思想和感情的沟通。 新时期启蒙派鲁迅研究与鲁迅及其作品实现思想和感情沟通的基本桥梁是他们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独立历史作用的思考。三十年代左翼知识分子，不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派、青年马克思主义理论派，还是马克思主义务实派、马克思主义精神启蒙派，都是在鲁迅及其作品与当时进行的政治革命的联系中感受鲁迅与评价鲁迅的，他们自身就是当时政治革命的参加者或拥护者，他们之用政治革命的需要思考鲁迅及其作品的价值和意义是十分自然的，不论他们各自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但这个评价标准却确实体现着他们自己的愿望和要求。但是，任何的沟通都是相对的，左翼知识分子与鲁迅及其作品在政治革命基础上的思想沟通也不可能是在全部意义上的沟通，不但当时的青年马克思主义理论派、马克思主义政治派保留了自己对鲁迅的不同认识，而且以瞿秋白、冯雪峰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务实派，以胡风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精神启蒙派也并非在全部的意义上接受了鲁迅及其作品，所谓鲁迅的局限性的所有论述都不过是对鲁迅及其作品的某些思想侧面的否定形式。由于政治革命阶段的结束和鲁迅研究学者自身的学院化，政治革命的价值标准已经不是鲁迅与其研究者之间的共同追求目标，因而也不再是彼此相沟通的思想桥梁。在这时，中国的知识分子还能不能找到与鲁迅及其作品的思想沟通形式不但是鲁迅研究者自身能不能在鲁迅研究中体现自我的思想追求的问题，而且也是鲁迅及其作品能否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继续作为有生命力的价值形式存在在当代知识分子心中的问题。1949年之后，马克思主义政治派对鲁迅及其作品的解读方式越来越脱离开了中国当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能，使他们仅仅作为现实政治需要的传声筒，最后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全面的否定。这时期的启蒙派鲁迅研究者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大陆知识分子重新寻找自己在现代中国的存在价值的愿望下从事鲁迅研究的，“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使他们在鲁迅作为一个伟大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存在中重新发现了自我的独立存在价值。正是在这种思想和感情的沟通形式下，鲁迅已经不再主要以曾经支持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革命的左翼知识分子的形象出现在他们的面前，而开始主要以一个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发挥了最大历史作用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出现在他们面前。这并非说他们否定鲁迅后期这种政治态度，而是在他们的观念中鲁迅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而在中国现代历史上的发挥的独立历史作用更为重要也更值得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进行研究和思索。当代大陆中国的知识分子并不是没有支持政治家的政治事业，并不是没有虔诚地学习作为中国政治革命的指导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这一方面他们比鲁迅作得更多而不是更少，但他们却在这种服从和学习中失落了自己和自己的历史职责。“文化大革命”及此前的历次政治批判运动的教训在他们的研究工作中起到了强大的制衡作用，使他们不能不冲破此前各种理论结论的障碍而向对鲁迅及其作品的独立性的方面转移。所谓转移，就是说他们并非绝对地否定此前的各种鲁迅研究成果，而是这些成果和他们的理论构架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现实需要，他们必须在自己的目的上建立新的思想构架，这个思想构架就是以中国的思想革命为基础的思想构架。 由于新时期启蒙派的鲁迅研究者旨在突出鲁迅作为一个伟大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和价值，所以他们首先区分了政治革命和思想革命的差异。任何一个社会都不是由单一的成分构成的，它是一个复杂的结构。政治结构是以权力为手段实现整个社会的行政管理的社会组织形式，政治家的职责是根据现实的条件实现社会的有效管理并为实现这种有效的管理而改造政治管理体制。他们所根据的现实条件已包括物质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和社会思想发展的状况，越是杰出的政治家越是善于利用物质的和精神的现有有利条件而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的人，他们不是直接从事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社会成员；科学文化结构是以智力的或精神的能力发展社会认识和社会精神的社会结构体，知识分子的职责是根据现实条件实现社会认识和社会精神的发展。他们根据的现实条件包括政治环境和物质生产力和发展状况，越是杰出的知识分子越是善于利用物质的和政治的现有有利条件而实现自己的思想文化追求的人，他们不是直接从事物质生产和政治事业的社会成员；经济结构是以经济的手段实现社会物质生产力发展的社会结构体，从事物质生产的社会成员的职责是根据现实的条件实现社会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他们所根据的现实条件包括政治环境和社会思想、社会文化发展状况，越是杰出的企业家越是善于利用政治的和文化的现有有利条件而实现社会物质生产力发展的人，他们不是直接从事精神生产和政治事业的社会成员。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在外力和压迫下结束了自己的封闭状态而介入了广泛的世界联系，它所暴露出的中国的落后不是单方面的，而是整个社会的。经济上的贫穷落后、政治上的封建专制、思想上的愚昧保守是同时存在于中国社会的三个并列的问题。中华民族为结束自己的这种落后状态所作的所有的努力都是有其社会的价值和意义的。鲁迅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一个伟大的文化巨人，对中国国民性改造的思想追求形成了他的思想和创作的最明确的理性基础。这时期启蒙派的鲁迅研究者正是在这里看到一个独立的鲁迅和他的独立的历史意义的。从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左翼知识分子的鲁迅研究开始，便把鲁迅对中国政治革命的贡献当作他最主要的贡献，虽然从一个侧面发掘了鲁迅及其作品的意义和价值，但同时也带来了不可避免的弊病，即他们常常开始把鲁迅与之相区别的具有自己独立性的东西当作次要的或错误的东西，而把与他们相同或相近的东西当成了鲁迅最宝贵的东西。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内的历次政治批判运动不是由于人们忽视了在政治革命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思想原则，而恰恰因为漠视了鲁迅在“五四”时期便提出的一系列思想原则，从而导致了中国社会关系的严重破坏。这时期启蒙派鲁迅研究者要把思想革命的原则作为独立的原则从它与当时的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体系的复杂联系中独立出来，就必须划分思想革命和政治革命的界限。迄今为止，这仍然是他们常遭同行专家们批评的地方。但这些同行专家恰恰忘记了一点，即他们自己也是实际上从事着思想文化事业而并没有进行实践的政治革命的主观目的的。思想文化事业是人类社会中一个永恒的事业，而政治革命却只在极短暂的历史时期才具有推动历史发展的作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神圣职责不是仅仅为巩固现实政权服务，而是为了改变中华民族愚昧落后的文化状态、发展中华民族的现代科学文化事业。所以，不论鲁迅在当时所具体表现出来的政治倾向性是怎样的，但他对中国历史的最大贡献仍是由于他对国民性改造问题的重视以及他对中国各种文化现象的富有独创性的表现和解剖。启蒙派通过区分思想革命和政治革命把鲁迅研究从重点突出鲁迅对各个政治派别的态度转向重视鲁迅对中国文化及其精神效果的解剖，实际是进一步拓展了鲁迅研究的领域，使鲁迅研究与整个中国文化的研究密切结合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