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文化冲突表现在政治层面上的递进，是从政治改良到装革命、从虚君共和到民主共和，而这种递进是有着深刻的社会与政治的原因的。本来，黄兴、章太炎等一大批以武装起义来实现民主共和国的先驱者，都是属于改良派阵营的，他们都把希望寄托在通过自上而下有政治改革，有秩序地、不流血地使中国走向政治民主和国家富强。但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却摧残了政治改革的新芽，囚禁了光绪皇帝，逮捕、屠杀改革派，将中国拉向倒退。于是，被维新派的启蒙唤醒或者本来就属于维新派的志士仁人，那满腔热情的使中国进步与富强的火花就被保守派的冷水泼灭了。因此，他们为了给同志复仇、为了中国的进步与富强，事实上是被清政府逼得走上了暴力、暗杀和革命的道路。因为除此之外别无他路：虚君共和是不可能的了，墨守现状或向保守派投降又非所愿，于是就只剩下了暴力革命一条路。革命的对象是反对中国改革与进步的旧势力，而现实的承担者就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满清统治者，革命与排满就这样联系了起来。尽管华兴会、光复会成立于国内，但是在满清统治者的压迫下，在国内公开地鼓吹革命、组织武装有着重重的困难，自立军的失败与《苏报》案就说明了这一点。因此，革命的鼓动与组织工作，首先是在海外华人、特别是在留日学生中扎了根，然后反过来向国内施加影响，甚至回国暗杀、起义。 鲁迅1902年到日本留学，正是戊戌变法失败、革命思想在留学生中日益蔓延开来的时候。在革命派的三大政治派系中，华兴会与光复会都是在鲁迅留日之后的1904年成立的，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将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联合起来建立了同盟会。其中，鲁迅与光复会有不解之缘。因为光复会的骨干及其成员多是浙江人，而当时的留日学生又崇同乡会，所以鲁迅与光复会的关系就特别密切。虽然周作人说鲁迅未入光复会，但是，据鲁迅的好友、当时的同学许寿裳、沈祖绵的回忆，鲁迅确曾加入光复会；①与晚年鲁迅关系密切的胡风、增田涉说，鲁迅以一种怀旧的深情谈到他曾加入光复会。②事实上，鲁迅的绍兴同乡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等都是光复会的领导人和骨干，其师章太炎是光复会的发起人之一，密友许寿裳也是光复会会员。因此，无论鲁迅是否加入光复会，但他确是属于光复会这个圈子里的人。或许，鲁迅当时不告诉周作人，只是怕亲人知道了会为他担心。 凭着抵日不久就剪去了辫子，加入光复会这些事实，说鲁迅已是革命派的一员，不会有什么疑义。但是，鲁迅政治上的靠近革命派，并不表明他在思想文化领域已告别了改良派。而鲁迅一开始就不是以一个政治活动家而以一个思想家的面目出现的。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是鲁迅作为一个政治活动家的弱点，据增田涉在《鲁迅与“光复会”》中回忆，有一次鲁迅对他说：“我从事反清革命运动的时候，曾经被命令去暗杀。但是我说，我可以去，也可能会死，死后丢下母亲，我问母亲怎么处置。他们说担心死后的事可不行，你不用去了。”这与鲁迅以说不定什么时候会死而接受朱安陪伴母亲的回忆，是一致的。第二是鲁迅作为一个思想家的优点，据许寿裳回忆，当别人忙着反清排满的时候，他却在想，排满成功后怎样去改造国民性，这种改造国民魂灵的思想终于使他弃医从文。自然，改良派所谓在民智未开通之前就实行民主共和难以成功的论调，确实与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有一脉相承之处。但是，鲁迅的改造国民性，也确实比单纯的反清排满看得远。因此，鲁迅作为政治活动家的弱点就是他作为思想家的优点，他想的比别人深刻、复杂，而行动起来就不干脆而是思前想后。这一点，鲁迅在“五四”之后的杂文中也承认过。 鲁迅在思想文化领域告别改良派，是与章太炎、西方现代思潮的影响分不开的。在此我们着重谈谈鲁迅在思想文化领域转向革命派与章太炎的关系。 革命派的文化启蒙虽然在普及方面做得不如改良派好，然而孙中山的“民权主义”，邹容的《革命军》等，确实超越了改良派。鲁迅后来就很看重《革命军》与武昌起义的关系：“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③《革命军》那锋芒逼人的对天赋人权的宣讲，对自由民主的向往，对专制政体的批判，再加上那略近白话的语言，确是一部启蒙杰作，是康有为、严复作不出的。特别是邹容对中国“奴隶之根性”的批判：“中国所谓二十四朝之史，实是一部大奴隶史也”，对鲁迅《灯下漫笔》对中国“奴隶史”的批判，有着直接的影响。尽管邹容的《革命军》意气风发、激情澎湃，但是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一样，都属于理性启蒙的范围。在革命派的理论家中，越出这一理性启蒙范围而具有卓然超群的浪漫品格的，是章太炎。章太炎与孙中山、邹容等人的不同，正可比卢梭与其他理性的启蒙学者不同。然而，学术界对章太炎的误解却是一误再误，诸如地主阶级反满派代表、封建小生产者的代表、民粹主义者等等，都没能揭示章太炎思想在革命派理论家中的实质性特征。不错，章氏确实是反对资本主义文明，要人“用国粹激动种性”；但是，章太炎并没有象他的某些追随者那样，以国粹去排斥外来文明，相反，章太炎的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并不比孙中山、邹容等人的思想缺乏现代性。假定章太炎真像一些论者所说，是甚么地主阶级或小生产者的思想代表；那么章太炎不但称不上革命派的理论家，而且是比改良派、洋务派还落后的。事实上，章太炎的反文明、反权威、反束缚，强调道德的力量，反对社会对个人的压抑，主张个性的绝对自由，甚至崇奉原始、返归自然等等，都与卢梭如出一辙。而章太炎在文中对拜伦、尼采的推崇，正表现了他对始自卢梭、拜伦、尼采的浪漫哲学的承担。除非论者能够证明卢梭是地主阶级或小生产者的思想代表，否则，如果说卢梭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家，那么，章太炎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带有浪漫色彩的启蒙思想家，应该是当之无愧的。而在所有革命派的理论家中，对鲁迅影响最大、最持久的，就是章太炎。从鲁迅告别并批判改良派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到未完稿的《破恶声论》，章太炎对鲁迅的影响愈来愈大。 鲁迅说，《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文“喜欢做怪句子和写古字，这是受了当时的《民报》的影响”，也就是受了章太炎的影响，这表明，鲁迅受章太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譬如在文字风格上，由于要“用国粹激动种性”，所以文字上就显得古奥；在人格与学问上，章太炎不但有深厚的国学功底，而且是坐牢志不改的革命家。据周作人回忆，鲁迅之所以那样佩服章太炎，就因为他既是革命家又是大学问家。章太炎对鲁迅在人格上的影响是终生的，所以一直到晚年，当鲁迅满怀深沉的心情回想往事的时候，太炎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如在眼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