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是“世界文学”形成的时代。本世纪初，鲁迅即敏锐地捕捉到这一时代特征。他一生致力于中国现代文学走向世界的宏伟构想的实现，这一方面是让中国了解世界，另一方面则是让世界了解中国。他的思考与努力的重心，逐渐发生了一个从译介外国文学于中国转向把中国现代文学推向世界的过程。后者较之前者，其历程更为艰难，至今仍未能说最后实现。在这一历程中，留下了鲁迅的深深的足迹，凝结着他焦灼而深邃的思考。 中国现代文学走向世界，日本、俄国及东欧、欧美居于特殊的位置，是鲁迅思考的重心所在。在他看来，中国是东方文明古国，本世纪以来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而日本、俄国及东欧、欧美之于中国，因其所在地域的文化背景不同，或国家及人民的生存境遇不同，对中国现代文学必然存在着理解程度上的差异和接受时间上的差距。“文化”与“境遇”成为鲁迅思考的两个基本点，并以此对中国现代文学走向日本、俄国及东欧、欧美这三个不同地区，提出了不同的思考。尽管，“文化”与“境遇”的不同，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走向世界，必然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历程，但鲁迅对于这一历程的最终实现，是充满信心的。 显然，考察鲁迅关于中国现代文学走向世界的思考，对于我们今天仍在进行的，确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总体格局中的位置的努力，是极有益的。 1 中国现代文学走向世界，在鲁迅的思考中，日本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这是为日本与中国的关系以及日本与世界的联系所决定的。 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同属东亚文化区，在文化渊源上，有一脉相承之处，近、现代以来，两国关系又前所未有的加强。鲁迅青年时就曾留学日本七年之久，在他的思想、性格的成熟过程中，留下了日本民族的深刻影响。他一再说到：“日本国民性，的确很好”①；“日本虽然采取了许多中国文明，刑法上却不用凌迟，宫庭中仍无太监，妇女们也终于不缠足。”②他把日本与中国作了这样一个对比：日本虽然“并无固有文明和伟大的世界的人物”，但“因为旧物很少，执著也就不深，时势一移，蜕变极易，在任何时候，都能适合于生存。不像幸存的古国，恃着固有而陈旧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终于要走到灭亡的路。”③当历史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给“落后的亚洲”提供了跻身世界先进行列的机遇，日本迅速崛起，摆脱“东方文明”的故弊，与西方接轨，涌入世界大潮，把仍然背负沉重的“固有文明”的中国抛在后面。鲁迅肯定日本的“蜕变”，赞其“已经著了相当的功绩”④。但是，鲁迅更看重的是，当“五四”中国开始挣脱封建母体的脐带，实行自身的脱胎换骨的改造时，日本与中国的固有联系，以及日本业已形成的与世界的广泛联系，使他自然成为中国面向世界的窗口。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进一步说，日本也是中国走向世界的桥梁。因此，把中国现代文学推向日本，就显得相当重要。 但是，鲁迅面对着的又是这样一个事实：鸦片战争以后，中日两国强弱不同，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泛滥，自恃强大侵略贫弱的中国，造成两国关系极度恶化。鲁迅对此很早就有所察觉，并始终给予严正的谴责。同时，他看到在战争的阴影背后，是中日两个民族的传统友谊的间断，两国人民由熟悉变得陌生，以至互相排斥，憎恶。这样一种情绪延续下去，只能阻隔两国之间的文学交流，延缓中国现代文学推向日本、走向世界的进程。 对此，鲁迅有着更深一层的思考。他在1919年借用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的反战剧《一个青年的梦》中的话语，提出了一个与战争相背的思路：“人人都是人类的相待，不是国家的相待，才得永久和平，但非从民众觉醒不可”⑤。在他看来，中日“交恶”，两国人民完全陷于敌对状态，这是愚昧的表现。遏制战争，首先需要唤醒民众。鲁迅同时从事着一项同样与战争情绪相背的工作——译介日本文学于中国。在他看来，向中国译介日本文学，不仅可以成为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接轨的一条捷径；而且，中日“同是立国于亚东，情形大抵相像”⑥，易于为中国读者所理解和接受的日本文学，无疑更具有启蒙意义。鲁迅译介日本文学，即着重敢于正视现实，富于民族自我反省、自我批评的作品。诸如他翻译的武者小路实笃、厨川白村等作家的作品，说：这些作品“主旨是专在指摘他最爱的母国——日本——的缺陷的”⑦，“作者对于他的本国的缺点的猛烈的攻击法，真是一个霹雳手”⑧。但鲁迅接着指出：作品“所狙击的要害”，“往往也就是中国的病痛的要害”⑨，“切中我们现在大家隐蔽着的痼疾，尤其是很自负的所谓精神文明”⑩，“这是我们大可以借此深思，反省的”(11)。 显然，在鲁迅看来，由于中日两国文化背景的相近和文化血脉的相通，两国之间不仅存在着久远的文学渊源联系，而且，近、现代以来，当两个民族幡然变革时，其文学仍然具有某种亲缘关系——日本现代文学中敢于正视现实，富于民族自我反省、自我批评的一面，是与中国现代以“改造民族灵魂”为宗旨的启蒙文学内在相通和一致的。正像鲁迅译介日本文学，“很可以医许多中国旧思想上的痼疾”(12)一样，把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鲁迅的作品推向日本，也可以切中日本的时弊，得到日本人民的理解和接受。所以，正是日本，最早关注中国的五四文学革命。五四文学革命刚刚爆发，日本汉学家青木正儿即在日本报刊上发表《觉醒了的中国文学》、《以胡适为中心的汹涌澎湃的文学革命》等文章，鲁迅写信对他“怀着同情和希望”对“中国文学革命”所作的“公正评论”表示“衷心感谢”(13)。二、三十年代以来，日本对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鲁迅作品的译介、研究始终持续不断。对此，美国学者李欧梵站在客观的立场上有深刻的说明：“从二十年代初发现鲁迅开始，日本的学者、作家、记者是如此着迷于鲁迅作品。当然，部分原因是鲁迅在日本度过了他性格思想形成的时期。但还有更深刻的原因：日本的地理和文化接近于中国，他们在鲁迅作品中可以直接发现，几乎像一面镜子一样映照出来的本民族精神忧患、苦难的影子。”(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