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于梁实秋来说，1940年是他文学生涯中重要的一年。是年，他应《星期评论》主编之约，在该刊开辟了《雅舍小品》栏目，将中断了多年的散文创作重新拾了起来。“雅舍”是1939-1946年他在重庆郊区北碚主湾十号住所的名称，这所简陋的平房共六间，他与友人合住，居两室。据他的长女梁文茜说，《雅舍小品》“风行全世界，先后印出有三百多版了”，国内外读者至今仍有远道来访“雅舍”的。①《雅舍小品》的栏目曾因《星期评论》停刊又移至《世纪评论》，前后所作计三十四篇。他到台湾所写的散文有近二十本，继续以“雅舍”名之者有《雅舍小品》的二集、三集、四集和合集，还有《雅舍散文》、《雅舍杂文》和《雅舍谈吃》等。 梁实秋在散文创作方面的艺术才华，应该说确是从《雅舍小品》才开始焕发出光彩来的。其后他孜孜不倦地耕耘，终至成为大家。他从1923年就开始写作散文，1927年曾出版过一本散文集，不过佳构无多，没有引起世人的注意。而在《雅舍小品》中，韵味十足的篇章却比比皆是，且与其它作家的散文风格、情调迥然相异，别具一种风范。这部不同凡响的集子在文学史上居有一席地位不是偶然的。 不过，《雅舍小品》获得人们的交口称誉，并不是在它发表的当时。其时国难当头，兵荒马乱，人们对它鲜有雅兴。《雅舍小品》的核心精神是享受生活、珍惜人生，兼以描摹形形色色的世相与人性，在人们的连生活都不安定的年月里，有多少人有心思来听这种侈谈？它是到了生活安定的经济发展时期才行时起来的。它在台湾广受欢迎，始于五十年代，其时，由于当局的策动，岛上反共文学甚嚣尘上，此类作品怎能称为艺术？再就是为了商业利益而炮制的低俗之作泛滥，以迎合一些低层次的市民的口胃，这路货色哪有什么审美价值？而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又基本上被当局所禁，在这种情况下，格调高雅、切入人生的《雅舍小品》的面世（该书于1947年编定，因战事未能印行，1949年底才由台北正中书局推出）就显得弥足珍贵了。六七十年代以来，台湾文学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就散文而言，达到“雅舍”系列境界的毕竟还是寥寥，而此时梁实秋已文名甚盛，在台湾被尊为一代宗师，他的各种散文集的艺术品位都相当高，持续畅销不衰也就势在必然。大陆的读者重新接触到久违了的梁实秋散文，是在八十年代后期的事情。自新中国建立直至七十年代末，闲适一路的小品在大陆几近绝迹，人们读到的作品几乎都有强烈的政治功利性，教训意味甚浓。进入八十年代，赏心悦目的小品篇章才渐渐多起来，不过似乎还没有谁被公认为大家。尘封甚久的周作人散文开始重印，但这位苦茶老人的作品，其味甚苦，喜好这种苦味的人毕竟有限，而更多的读者更偏爱梁实秋：因为他既执著人生，处世态度悠然洒脱，文品又高雅幽默，而充盈在他作品中的那种珍惜有限人生、随缘享受生活的精神特点也颇合时尚。梁实秋的名字很快就家喻户晓了。 梁实秋起笔写《雅舍小品》时已步入中年。其时他的情况恰如在《中年》一文中所描述的那样：“回想从前，自己做过扑灯蛾，惹火焚身，自己做过撞窗户纸的苍蝇，一心想奔光明，结果落在粘苍蝇的胶纸上”。此时的他已经“相当的认识人生，认识自己”。不过他的人生态度确实洒脱、豁达，他接着写道：由于已经有了这样的经历与认识，应去“作自己所能作的事，享受自己所能享受的生活。”梁实秋作于四十年代的许多散文，都表露了他既注重于为社会作事，又随缘享受尘世生活情趣的心迹。 在他的人生路上，确实有过不少坎坷。写作《雅舍》之前，梁实秋已以保守的新月派批评家身份而在文坛上广为人知。他的批评观源自在美国留学时的导师、新人文主义者白璧德教授。白璧德在文学观上崇尚古典主义，对古典主义以降的各种文学思潮流派一概持否定态度；他在人性问题上则强调它是二元的：“那即是说，人性包括着欲念和理智。这二者虽然不一定是冰炭不相容，至少是相互牵制的”，并称二者的冲突为“窟穴里的内战。”②梁实秋亦复如此。他以古典主义为标准，指责“五四”新文学“就整个来说，是一场浪漫的混乱。”③在他看来，整个“五四”新文学都是浪漫主义的，仅此一点，立论就站不住脚。1927-1930年间，他又以人性来否定阶级性，与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鲁迅等左翼文学家进行论争，在这场“阶级性与人性”的大辩论中他也很明显地处于劣势。 梁实秋晚年曾云：“一个道地的中国人大概就是儒道释三教合流的产品。”④这是他的夫子自道。事实上他和许许多多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很早就接受了儒家文化传统的薰陶，他正是出于“兼济天下”的目的，感时忧国地投身于一系列文学活动与政治活动的。白璧德与梁实秋都曾经说过，西方新人文主义的二元人性论与中国儒家的思想是相通的，其“以理制欲”的观念，简直如出一辙，无怪乎林语堂要说，白璧德的学说“颇似宋朝的性理哲学，……白璧德极佩服我们未知生焉知死的老师孔丘，而孔丘的门徒也极佩服白璧德。”⑤儒家文学观中的“思无邪”、“发乎情、止乎礼义”等，也与西方古典主义相一致。文学论争中的实际上败阵可能对梁实秋人生观的影响并不算大；而政治上的一系列受挫，却使他愈来愈向老庄靠拢。在意气风发的青年时代，这位留美归来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曾对独裁的国民党政府表示过强烈的不满，1935年11月他在《自由评论》创刊号公开著文指责政府“对于思想言论的自由之取谛干涉……远过于北洋军阀统治时代之所为”（《算旧账与开新张》）；1936年1月，他又在该刊上发表文章，针对政府在日军猖狂进攻面前的不抵抗主义愤言道：“……对外只知道在睦邻的美名下屈服，而对内则在建立中心思想的名义下实行统制，我敢断言这个政府是不会长久的。”（《宪法上的一个问题》）自由主义者梁实秋向当局进言的目的，是为了促其改进施政，并无反对这个政权的意思，他是个“好政府主义”者，建立一个西方式的法治民主政府是他那时的理想。芦沟桥事变后，他因上了日本侦缉队的黑名单而仓促离开北平，一度四处漂泊，报国无门。到重庆后却耳闻目睹了许多官场丑闻，权贵显要为争权夺利和发国难财而置民族存亡于不顾，他名为战时国民参政会成员对国政却无从干预，反倒屡遭政客的愚弄，他对“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十分不满，没想到随参政会慰问团到前线时，却目睹有些国民党将领在前方也“紧吃”挥霍，还飞扬拔扈如同军阀，而“乡下平民的贫困与愚暗”尤令他心惊⑥。世事的纷乱，理想的幻灭，官场劣迹的骇人耳目，凡此种种，使梁实秋深觉人生无常、个人力量的渺小与无奈。由于对现实政治的极度失望，在沧桑感与幻灭感的驱动下，他在处世态度上转向了独善其身，从此力避介入现实政治，并在相当程度上自觉或不自觉地认同于老庄随遇而安、知足常乐、自谋心境的平和乃至淡泊无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