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长期以来，人们或者认为郭沫若在“五四”时期对孔子的评价带有“主观随意性”，或者认为“五四”否定孔子是错误的，而郭沫若对孔子的崇高评价是科学的。这两种对立着的观念都只看到了郭沫若对孔子以及儒家文化崇拜的一个方面，而没有从两者的内在联系上深刻把握郭沫若对孔子选择的价值意义。郭沫若对孔子及儒家文化的认同，是他生活体验的选择、文化创造的选择和国学研究的选择的结果。 关键词 孔子 儒家文化 选择 对于中国近现代文化史的研究者和郭沫若研究者来说，人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令人尴尬的问题：在五四时期激烈地“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声中，郭沫若却以迥然不同于他人的姿态，对孔子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推崇备至。对这一现象，人们作出的种种解释显然试图接近事情的本身。但是，论者们是否注意到这样一点，一方面，人们总是把郭沫若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一员主将，一方面常常把郭沫若在五四时期的文化思想与其他文化人物的思想对立起来，或者认为郭沫若在五四时期对孔子的评价带有“主观随意性”，或者认为五四运动否定孔子是“错误的”，而郭沫若对孔子的崇高评价是科学的。这种貌似对立着的观点，其实都只是看到了郭沫若对孔子以及儒家文化崇拜的一个方面，而没有从两者的内在联系上深刻把握郭沫若对孔子选择的价值意义。 一 我们首先注意的是，郭沫若对儒家文化的选择，是从自我生活体验出发的。1915年，当陈独秀正苦心创办《青年杂志》，五四新文化运动正在萌动的时候，郭沫若却在日本苦练“坐忘”功夫，耽读《王文公全集》。一般人们都看到了郭沫若从这里接受儒家文化的时代成因和日本文化对郭沫若的推动作用，但相当忽视了郭沫若的实在的生活体验。郭沫若在《伟大的精神生活者王阳明》中这样说过： 我真正和王阳明接触是八年前的事情了。……在一高豫科一年毕业之后，我竟得了剧度的神经衰弱症。心悸亢进，缓步徐行时，胸部也震荡作痛。几乎不能容忍。睡眠不安，一夜只能睡三四小时，睡中犹始为恶梦所苦。记忆力几乎全盘消失了，读书时读到第二页已忘了前页，甚至读到第二行已忘了前行。头脑昏聩得不堪，沉重得不堪，炽灼得如像火炉一样。我因此悲观到了尽头，屡屡有想自杀的时候。肉体和精神的痛苦依靠什么解除？这在青年郭沫若那里是需要“精神修养”，即通过某种文化修养，使其精神达到一定的境界，从而使身心获得安定，达到肉体恢复健康，精神取得平衡的目的。于是郭沫若在王阳明以及所师承的孔子和儒家文化所体现的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那里获取了生命的新生，并由此对儒家文化有了新的理解： 民国四年的九月中旬，我在坊间买了一部《王文成公全集》来诵读，不久又萌起了静坐的念头，又在坊间买了一本《冈田式静坐法》来开始静坐。我每天清晨起来静坐三十分钟，每晚临睡时也静坐三十分，每日读《王文成公全集》十页。如此以为常。郭沫若于此接受了王阳明，并通过王阳明接近了孔子及儒家学说。这种以“彻底的同情去求身心的受用”而发的对儒家文化的崇拜，是一种感性的、主情主义的，带有郭沫若强烈的生活体验色彩。 郭沫若在青少年时代就已经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郭沫若早年完全受传统的“四书”、“五经”儒家经典的正统教育。正是这种正统教育，郭沫若在接受儒家文化的过程中，才会有自己更切身的体验。当然，仅仅是注意到这一点是不够的。对于郭沫若那一代人来讲，几乎每个人都是从这种正统的儒家经典著作的熏陶中过来的。陈独秀、鲁迅、吴虞，却以反孔战将的身份出现在人们面前。对郭沫若来说，王阳明的“文化中介”起到了重要作用。郭沫若在对王阳明的思想线索进行了一番清理之后，认为王阳明“求道拜佛”根本上失败了，“佛氏出而不入，老氏入而不仁”，而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文化却能够“出而入，入而大仁”。王阳明终于彻底觉悟，“王阳明的根器深厚，他的不断的追求，血淋的苦斗，终究把他引上了这坦坦的道路。”在这里，与其说是王阳明彻底觉悟了，不如说郭沫若彻底觉悟了。这种来自于王阳明著作和郭沫若本人的生活体验的思想觉悟，将郭沫若真正引入儒家文化的道路上来，他由此而心境澄明，眼前展现了一个立体的活的世界。 从郭沫若对儒家文化选择的精神层面来看，他在生活体验中与王阳明形成的对话态势，表明了郭沫若在这个时期的相当矛盾而又相当复杂的文化心理。当他通过王阳明而接受了儒家文化时，他实际上是把这个极复杂曲折的选择过程“简化”了。或者说，郭沫若也是经过种种文化的自我选择之后，才落脚于儒家文化的。因此，当我们在评价五四时期郭沫若对儒家文化的选择时，就不再仅仅是盯注于他与同时代其他知识者的对立之处。可以说，郭沫若主要从自我生活体验出发接受孔子的时候，他首先选择的不是人们惯常所理解的孔子及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文化，而主要是自我体验感受到的孔子及孔子代表的儒家文化。我们从他下面的这段论述，可见郭沫若的这种文化选择的主情性特征：“孔氏认为天地万物之一体，而本此一体之观念，努力于自我扩充，由近而远，由下而上。……这是儒家伦理的极致，要这样才能内外不悖而出入自由，要这样人才真能安心立命，人才能创造出人生之意义，人才不虚此一行而与大道同寿。”①需要注意的是，郭沫若这次接受儒家文化的时间是“民国四年”(1915)。这时，陈独秀刚刚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五四文化运动也才处在萌芽之中。因此，作为正在日本留学的青年郭沫若也只能是从自我的切身体验去对孔子及儒家文化作出选择。而当郭沫若在后来参与五四时期东西文化论战时，这种自身体验感受到的孔子及儒家文化在他的头脑中具有根深蒂固的影响。在二十年代中期写的《伟大的精神生活者王阳明》和《附论一》、《附论二》中，郭沫若又多次表述了这一基本的文化择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