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陆赴台湾的老作家中，除胡适以外，影响最大的要数林语堂。林语堂一生著译甚丰，据粗略统计，多达57种，仅1936年移居美国之后完成的著述就有30种。林语堂认为自己最大的长处，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而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在外国人面前，他常以“中国通”的面貌出现；而在中国人面前，他又常以“外国通”的面貌出现。他曾把萧伯纳的剧本《卖花女》、罗素夫人的《女子和知识》、勃兰兑斯的《易卜生评传及情书》等译成中文，又把不少古文小品传奇寓言译成英文，这就是他引以为自豪的“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由于林语堂在中外文化交流领域的独特贡献，国际笔会1975年推举他为副会长。同年，他又被列名为诺贝尔文学奖侯选人，虽然落选，仍表明他有相当的国际影响。 然而，尽管林语堂是中国现代作家中屈指可数的双语作家之一，但他的主要贡献却不在于翻译，而在于创作。他晚年颇为自信地说：“我的雄心是要我写的小说都可以传世。我写过几本好书，就是《苏东坡传》、《老子的智慧》；还有我对中国看法的几本书，是，《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还有七本小说，尤其是那三部曲（《京华烟云》《风声鹤唳》《朱门》）。”不过，学术界目前对上述作品的评价尚未臻一至，如有人认为《吾国与吾民》宣扬了历史循环论，《京华烟云》有模仿《红楼梦》之志而乏《红楼梦》作者之才。 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林语堂散文的影响实际上超过了他的小说。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说：“林语堂生性憨直，浑朴天真……《翦拂集》时代的真诚勇猛，的是书生本色；至於近来的耽溺风雅，提倡性灵，亦是时势使然，或可视为消极的反抗，有意的孤行。周作人常喜引外国人所说的隐士和叛逆者混处在一道的话，来作解嘲；这话在周作人身上原用得着，在林语堂身上，尤其用得着。” 如上所述，林语堂是一位有突出成就的作家，但也是一位在思想性格、爱好、志趣等方面充满矛盾的作家。他《八十自叙》的第一章标题就叫“一团矛盾”。矛盾之多，多到一团，可见其复杂。长期以来，由于林语堂坚持反共立场，扬言“对法西斯蒂和共产党没有好感”，因此中国大陆出版的有关现代文学论著中侧重将他作为右翼文人的代表人物予以批判，而对他的功过缺乏过细的分析和科学的评估。近年来，林语常研究的禁区已经突破。林语堂本人的著作和研究论著陆续问世。林语堂之女林太乙女士的《林语堂传》已在大陆出版。林语堂的英文小说《Moment in Peking》（《京华烟云》）和《The Red Peony》（《红牡丹》）不仅成为书摊上的畅销书，而且台湾拍摄的电视连续剧《京华烟云》也出现在大陆的屏幕。林语堂散文的各种选本也颇受读者欢迎，如《林语堂文选》、《林语堂妙语集萃》、《林语堂散文选》……英国有位批评家评论拜伦的诗作时说，孤立地读，拜伦的诗也不见得每首都好，但综合阅读全部拜伦诗作，则可感受到一种磅礴的气魄和活跃的生命。对林语堂的散文也可作如是观：孤立阅读，可能感到不足为奇，但通盘审视，则可领略到这位幽默大师的独特风采。 林语堂在他八十一年的漫长生涯中，有论敌，也有文友。有不少作家始终跟他保持了友善的感情，如徐訏、简又文、马星野；也有人跟他始于友善，终于决裂。比如，林语堂夫妇跟美国作家赛珍珠夫妇的友谊曾流传为国际佳话，赛氏夫妇的约翰·黛公司先后出版了林语堂的十三部著作，使林语堂蜚声海外，后因版税纠纷，他们持续二十年的友谊终以破裂终结。林语堂与鲁迅的关系，也是一波三折，颇具戏剧性。林语堂在《悼鲁迅》一文中说道：“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这一概述，符合林语堂与鲁迅交往的实际情况。需要补充的是，两人疏离时亦有契合，相得时亦有分歧。 林、鲁第一次“相得”约在1925年冬至1929年秋。仅据鲁迅日记记载，这四年中，他们的交往共八十八次。其间经历了女师大风潮，三·一八惨案，以及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的论争，林语堂跟鲁迅的基本立场一致，以致两人同被北洋军阀政府列入了通缉的黑名单。此后，鲁迅应林语堂之邀赴厦门大学任教，然而学校当局克扣文科经费，违背了出版鲁迅学术著作的诺言，再加上人事关系的复杂，致使鲁迅改变了在厦大任教两年的计划，南下广州，任中山大学教职。1927年元旦，林语堂作《译尼采论〈走过去〉——送鲁迅先生离厦门大学》，借尼采的笔痛斥当时充满市侩气息的厦门大学：这里“充满着压小的灵魂，褊狭的胸膛，尖斜的眼睛，沾粘的指头”，这里“充满着自炫者，厚颜者，刀笔吏，雄辩家，好大喜功者”，“这边血管的血都已秽臭，微温，起沫”，成了“天地间渣滓泡沫漂泊沸腾之处”！ 1929年元旦，林语堂又在《北新》半月刊3卷6期发表《鲁迅》一文。在这篇论文中，林语堂将鲁迅称为“现代中国最深刻的批评家”，“叛逆的思想家”，“少年中国之最风行的作者”，他的作品中有“闪烁的文笔，放浪的诙谐，和极精明的辩证”。文中提供了鲁迅在厦门大学经历的第一手资料，并最先指出，鲁迅在广州发表题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著名讲演，要旨在于用公元三世纪的文学状况影射现实。文章还将鲁迅比喻为“白象”。鲁迅夫人许广平在《鲁迅先生与海婴》一文中说：“林语堂似乎有一篇文章写过鲁迅在中国的难能可贵，誉之为‘白象’。因为象多是灰色，遇到一只白的，就为一些国家所宝贵珍视了。这个典故，我曾经偷用过，叫他是‘小白象’，在《两地书》中的替以外国字称呼的其中之一就是。这时他拿来赠送海婴，叫他‘小红象’。”可见鲁迅一家对这一比喻的喜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