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阳 编译 这个介入的题目是受了阿城本人1991年3月寄给我的一封信的启发，他对我是这样说的： 早先，笔记小说(essai ou note)在中国十分发达。在某些阶段，它的地位几乎与散文平起平坐。后来，自1949年以来，甚至自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散文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飞跃。可以这么说，半个世纪以来，尤其自1949年以来，散文经历了它的“黄金时代”，以鲁迅为代表。这一阶段，文化人差不多个个写过杂文(zawen)。同时，短篇小说同样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这种飞跃的原因之一得力于西方小说的翻译——小说在中国的地位很低，所以，人们称之为小说（“menus propos”或“discours mineurs”，据安德烈·莱维的译法）。长篇小说(long menus propos)这一术语里有一个矛盾。所以在中国出现了与传统章回小说不同的小说。然而，我认为，中国并不存在任何为西方术语接受的小说。我想，这是因为，中国文学传统基于诗，而散文，文学传统则基于《史记》，司马迁的《史记》、笔记、话本、章回小说（《史记》是具有文学特点的各种描写的开端，已不再是历史传统）。所以，目前，小说（甚至长篇小说）的写作是可能的，但不是“长”小说。然而，笔记这一文类消失了。这是我想写笔记小说的理由之一。1984年，我开始一段一段地写我的《遍地风流》，差不多在1985年，杭州的李庆西确认了“新杂文”（就像人们讨论“新小说”一样）。接着又有一些人写了笔记小说。在写笔记小说的当代作家中，我偏爱汪曾祺。说实话，汪曾祺是忠实于笔记小说的惟一作家。这种文类大概同时具有诗、散文、随笔和小说的特征。可以通过它把我们的许多遗产传之后世，同时可以在描写中超前进行各种各样的实验，例如句子的节奏、句调、结构、视角等等。我喜欢西方音乐，我记得，正是一边听着贝多芬的最后弦乐四重奏的某些乐章时，我突然领悟到我的一些随笔应该如何写。 这封来信是一份宣言。阿城在信中向西方证实，他不采纳传奇故事式的形式，他清楚地将此形式区别于传统的中国小说：章回小说(roman aepisode)。这一尝试与阿城的美学追求相吻合，被两位评论家苏丁和仲呈祥所指明。他们指出阿城在当代文学思潮中如何附属于中国传统，有如中国水墨画，与张辛欣、刘心武、张贤亮那样的作家紧密依附西方传统成为对照，确切地说，他们的作品令人想起西方的油画①。 阿城本人在1986年1月出版的香港《九十年代》杂志上，就他的创作手法发表了一篇长篇访谈录，他在访谈录中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他不可能在一种激动状态下写作，他追求某种思想状态的展示，这种状态他不能确定，但对他来说不必不可少的。因此，至少在表面上，他远不是一个钟情于写作，一百次重复这样那样的句子的作家。阿城举了《棋王》中他的主人公王一生和九名对手的著名棋局。他在绝对安静中一句接一句写了这一段，未感到丝毫激动。“激动的是读者，而不是我。”② 形式 阿城的作品总共包括3个中篇小说：《棋王》(1984)，《树王》(1985)，《孩子王》(1985)；6个短篇小说：《迷路》，《傻子》，《周转》，《卧铺》，《会餐》，《树桩》(1985)。最后还有以《遍地风流》(1986)为题的，由很短的文章组成的系列。阿城从没有写过长篇小说。另外，他每两月一次在每一期《九十年代》杂志上发表一篇很短的文章，他已发表了33篇这种类型的文章。按照发表时间先后，可以发现，阿城在他的短文中，舍弃了浪漫传奇式的形式，使之成为新形式，他确认为随笔或笔记小说。 假如查一查艾田蒲提出的标准，长篇小说从5万字算起，1万字以上就不再是短篇小说。在1万字到5万字之间的短长篇和长中篇，与中国人所称的中篇小说相当。在“三王”中，《棋王》26000字，《树王》24500字，《孩子王》28000字。因此，阿城的所有作品，可称为短篇或杂著一类。 作品的构思 一部长篇小说的写作需要一种总体的构思：一个提纲的确定，人物之间的关系，人物之间的行为变化。阿城的举动独辟蹊径。事实上，他处在中国传统小说起源的直线上——口头。在当作家以前，阿城一直画画，随后受到喜欢听他讲故事的朋友的催促，他本人说，想到作者的权利会使他冬天买到白菜，于是决定写作。他那说书人的才能来源于当知青的阅历：他向农民和他的伙伴们讲书中的故事，让他们得到消遣，那些书他在父母的书斋中读过，他的母亲让他卖给书商以便养家糊口！于是阿城从口头转到了笔头，就像中国文人通过文字转述街道里巷故事，并记录在“话本”中一样。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作品和故事的构思在他的第一篇小说《棋王》中极为简明扼要：一个青年家中困难重重，首先寻求他的生活保障，然后寻求活下去的新理由：奕棋。从那以后，按阿城自己所说，其余的事接踵而来。他限于按事件发生先后讲述事件。《棋王》的创作是下乡这一偶然事件的成果。阿城获得了某种人生经验，他的朋友们促使他回北京后重新誊抄，他根本没有期待引起轰动，因为他说，“我写过的东西与眼下人们可以读到的东西截然不同”。而正是这种新颖给阿城带来了成功。 阿城一旦成名，他会试着写一些包含更复杂的情节和人物，结构更完整的长篇小说吗？他创作构思本身不允许他这样做。他清晰明确地指出，他需要一种特殊状态下的感觉才能写作（比如听贝多芬的四重奏），即使平静会胜过激动。继《棋王》之后发表的两篇小说是文学杂志总编约稿的结果。阿城离群索居，写作《树王》。然而，作品的总构思是相同的：叙述者按照年代先后讲述故事，他到云南的一个农场时，事件在他那个村里发生。游离于《树王》之外的补充方面是他那神奇和奥秘的观点与实行党的指示的知青的理性态度。在《孩子王》中，作品的构思也同样简洁。一个知青被指定为云南边远学校的小学教师，他试图让他教的孩子们获得汉语的一些初步概念，而不是通过官方课本和报刊口号的“木头语”(langue de bois)。他的方法使他的上级不悦，于是他被辞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