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山东作家刘玉堂有一篇《钓鱼台纪事》在刊物上发表。作品通过沂蒙山区一个村庄里几位颇具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的描述，勾勒了革命老区从40年代到80年代的历史演进过程。那文体中体现出的幽默调侃式叙事风格，在小说创作反思历史的一片沉闷严肃的氛围中，使读者体验到一股轻快的审美感受，因而引起了文艺界的广泛注意。近两年，刘玉堂又在《上海文学》和《时代文学》等刊物上连发表《温暖的冬天》、《冬天的错误》、《最后一个生产队》和《本乡本土》等中篇小说，重新选择钓鱼台40至90年代几个历史转折时期进行断面式的艺术展示。细读这些作品，使人进一步感受到作家有意识地将沉重的历史释解为幽默轻松的文本叙事，其叙述风格之中，体现着对过往生活的别具情态的审美观照。从创造主体的美学视角上说，作品摆脱了农村小说单一的社会政治观照模式，用时代文化中生发的机智聪慧去透视生活的具象和历史的记忆，从而形成一种传统文化与当代意识双向复合的叙事形态。体现在具体的话语操作过程中，创作主体善于使生活的经验和感受按照极富时代智慧的审美思维线索组合成象，其幽默风趣的文体特征，可谓使当代农村小说增强了新的审美格调。 我国农村的当代发展历史，比其他任何领域都充满着一种悲剧色彩。广大农民为求生存而进行的一切努力，无论表现为徒劳后的痛苦还是满足时的欢乐，都与党在农村中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紧密连在一起。这种由政治直接制导的生活发展现象，为文学创作奠定了神圣的审美基调。在17年的以政治为文本建构中心的小说作品里，农村生活经过路线和阶级斗争意识的过滤变得异常严肃。“文化大革命”10年自不必说，即使进入了历史新时期，小说创作在反思农村历史的时候，以批判极左的政治为建构意向，展示在读者面前的叙事文本，依然没有摆脱既定的神圣意味和严肃面孔、审美过程中的沉闷、滞重之感，从根本上限制了读者自身的艺术扩展能力。久而甚者，一些作品远离了生活自身的鲜活性和丰富性，那煞有介事、故弄玄虚的叙事情态使广大读者望而却步。小说创作面临的危机告诉人们：面对同一个历史时期的生活现象，如果我们的作家不能发现区别于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新东西，而是用不同的形式去释解在政治文体中已经存在的思想观念和历史观点，这种创作就难以在读者中站住脚。作家的职能与政治、历史学家的最大区别，即是“扩展读者对生活的理解，从而使读者获得只有作家才能给予他们的”①。生活本身是丰富多彩的，我们只要超越政治决定论的观照视点，就能看到生活万花筒式的原态。取独具自我特点的审美角度，让人们在愉悦中感受生活、反思历史，理应是文学的本份。特别是在生活本身已经带给人们太多的紧张、烦累的时候，到文学中寻求反例的调节，已成为不容忽视的时代审美期待。令人不能满意的现象是，我们的新时期小说创作，在增强文学思考色彩的同时，往往把文本有意无意地变成了累人的读本。这对于作家来说，起码表现出了一种创作指导思想上的错位。通俗轻快的审美客体，与深刻独到的审美思考不但不矛盾，而且是文学吸引力的一个必要条件。高晓声运用轻喜剧的形式刻画过一个极具典型意义的陈奂生形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兴趣，从其思想的深度来说，它对农民劣根性的挖掘，反而高出好多题材范畴的作品。可惜的是，检视新时期的小说创作，这种寓严肃于轻快、寓深刻于通俗的作品实为鲜见。正是在这种前提下，刘玉堂的别具情态的创作，才显出了非同一般的意义。 在谈到创作的追求，刘玉堂说自己“十分注意将小说写得十分生活化”②。这里，作家用了两个“十分”来强调他对作品生活化的追求。读“钓鱼台”系列作品，也使我们感受到他的独特的艺术风格，不是玩弄笔墨的结果，而是对生活真实性执著追求的表现。如同塞利安说过的：“作家的风格的成熟部分地取决于他对生活的诚实的表现，独创性意味着作家的诚实。由于作家的诚实，才鞭策他去探索恰切的语言来表现生活和他对生活的感受。”③刘玉堂小说的幽默调侃风格，不是表现在具象形态的滑稽效果上，也不滞囿于善恶伦理的戏谑讽剌中，它是创造主体在观照生活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审美机智，是作家面对复杂的历史所采取的极富策略性的叙事风度。用作家自己的话说，“生活需要摄影师的术语：‘笑一笑’。笑过了，再难受它一小会儿。”④《温暖的冬天》所写的，是钓鱼台胜利农业社因试验和推广胜利百号大地瓜有功，上级奖给该社双轮双铧犁一副和无线电一台所引起的种种喜剧式场景。作为革命老区，那些翻身不久又置身互助合作运动的干部和群众，与一般农村相比，对党的指示和上级的精神有着更强的亲切感和信任感。因而作家没有像过去的作品那样描写坏人破坏或保守落后势力的抵触等政治层面上的情节，他着力揭示的是为人忽视的另一面，即我们的干部和群众的理论水平、理解能力和局限性所造成的喜剧色彩。带着私有观念长期养成的显摆、迎合和自以为是，钓鱼台农民以小农经验为资本参与着一场从未经受过的社会变革实践。面对社会主义革命初期的生活情景，他们仰仗着朴实的想象和本能的感悟，不无盲目地应付着不断到来的新问题。这便使一场巨大的历史变革运动中不时演化出许多小聪明式的令人笑中有涩的喜剧场景。从为使上级满意而自编落后材料的刘日庆，到为使材料过关而引导基层干部说假话的杨秘书，我们已初步看到当时的主人公们为达目的而不惜违背客观实际的趋时心态。而到了《秋天的错误》里描写的那场空前的跃进场景，这种心态便膨胀性地发展为社会风气。一个“三天之内实现独轮车轴承化，五天之内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随意性添油加醋的电话，便引发了钓鱼台60名青年男女临界共产主义的种种盲目行为。他们冒大雨连夜出发，在瓜棚提前实现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生活。直到后来砸钢珠、造水磨、炼钢铁以至刘玉华、王德室受伤住院等等，都愈益明显地展示出了钓鱼台人在虚妄的幻想对客观现实的戏弄中如何推波助澜地充当着主要角色。从美学意义上说，“假”战胜了“真”（客观规律性）而一时赢得上风，表现在现实实践中便会呈现出喜剧性形式。然而这种喜剧形式的深层，却蕴含着历史的悲剧因素。在作品幽默调侃的叙述中，我们已然体察出作家这种深厚的历史意识。正是农民自身的民族劣根性，使当时违反客观规律的空想集聚为狂想式大合唱，造成了大跃进的每个实践环节，都因实践者的随意起哄而更具荒诞色彩。虽然在若干年后刘玉华等人回想起来，承认当时玩了一次“大家家”，但当时他们确实没有半点开玩笑的意思。正是喜居形式中所含蕴的善良和真诚的因素，使这们的笑含着苦涩的意味。所谓“笑过了之后，再难受一会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