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巴金自称是中国现代作家中“最受西方影响的一个”，虽然他曾激烈地否定过中国传统文化，认为“我们正需要忘掉一切，以一种新的力量向新的路上迈进”，①但是长期以来，读者和研究者们也逐渐地注意到了他的某些作品从内容到形式上的民族特性。正像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伟大作家一样，他虽然主要借鉴西方近现代文学，积极地推进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但是综观他的全部创作，就会看到其中浸透着的民族精神。 一 永远抹不掉的记忆潜移默化地建构了他的人格 巴金的家庭环境，使他从小就无可选择地生活在中国传统文学的氛围中。曾祖父李璠、祖父李镛，都是官僚和诗人，自刻过“诗话”和：诗钞”，喜欢收藏古玩字画，爱好川戏。父亲李道河及二叔、三叔、王叔都能诗能文。在这样一个官僚地主的书香门第里，巴金的文学素养就是由古典文学培育起来的。 他首先接触的是古典诗词。母亲每天都要从《白香词谱》里抄录出一首词，来教幼年的巴金兄弟们朗诵。巴金在《最初的回忆》中深情地记述了这种情景。母亲那温柔的声音，成了巴金“幼年时代的唯一的音乐。②”后来他还一再回忆到小时候“我也读诗词，尤喜背诵诗词的佳句。”③现在我们从《激流》中人物引用古典诗词佳句的纯熟，也可以看出巴金确实对我国古典文学的精华——优秀诗词烂熟于胸。 其次，巴金也熟读了我国的古典散文。上私塾时，古典散文是主要教材。其中对他影响最深的是《古文观止》这本优秀散文选集。他回忆说：“我背得很熟的几部书中间有一部《古文观止》。……面有一部分我背得出却讲不清楚，有一部分我不但懂而且喜欢，像《桃花源记》、《祭十二郎文》、《赤壁赋》、《报刘一丈书》等等。读多了，读熟了，常常可以顺口背出来，也就能慢慢地体会到它们的好处，也就能慢慢地摸到文章的调了。”“这两百多篇‘古文’可以说是我真正的启蒙先生。我后来写了二十本散文，跟这个‘启蒙先生’很有关系。”④ 在李公馆里，读旧小说是最主要的消遣，因此巴金“可以说自小就生活于小说中”。他承认从十一岁到十三岁。就已读了不少中国古典小说。后来他提到的就有《水浒传》、《说岳全传》、《包公案》、《彭公案》、《施公案》、《镜花缘》、《金瓶梅》、《红楼梦》以及大量的话本、笔记小说等等。这些小说曲折的情节、生动的人物，常使少年巴金沉醉其中，“常与书中人共哀共喜，甚至将书中人物与现实生活中之人物相混”。⑤其中尤为熟悉的是《红楼梦》，因为在李公馆除小孩外，“没有一个人不曾熟读过《红楼梦》”，他们有多种版本，且常将《红楼梦》作为议论的中心，所以在巴金还未能读懂它以前，“就已经熟悉了书里的人物和事情。”⑥轄 巴金所接受的传统文学中，还包括着戏曲和民间口头文学。他父亲是个戏迷，对京戏有特殊嗜好，三步喜欢川戏。加上他家是“可园”（一个剧院）、的股东，所以巴金兄弟有一段时间常去可园看戏，为戏中的“武打”所吸引。他们还组织了一个“新剧团”，演过他父亲编的喜剧《知事现形记》。巴金后来回忆说：“我从小时候就爱看戏。我喜欢的倒是一些地方戏的折子戏。我觉得它们都是很好的短篇小说。”他特别举出《周仁耍路》，盛赞它人物塑造的丰满和形式的短小精悍，可见给他留下的印象之深。给巴金兄弟讲述民间故事最多的是女佣杨嫂，“她的故事比什么都好听”，这些“神仙、剑侠、妖精、公子、小姐……”的故事，在封建主义的外衣下也一定程度地体现着下层群众的思想感情，以至使巴金入迷，在妖精鬼怪的世界里发现了人世间所没有的正义。⑦ 从青年时代起，巴金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代潮流中，生活氛围和阅读的重点都起了根本变化，外国近现代文学作品和欧美民粹派、无政府主义革命家的著作成了他的精神食粮。在他称为引导自己走上文学之路的一系列“老师”中，除鲁迅外，都是外国作家。我们也承认，巴金的人格形成、他的文学观念和艺术形式，很是得力于西方民主思想及欧洲近现代文学。然而，他虽极力要“忘掉一切”传统文化、包括文学，笼统地否定旧的一切，不了解区分传统文化及文学中落后的、封建性的糟粕和民主性的、优秀的精华，可是，他自幼接受的传统文学影响，并不可能从记忆中抹去。许多作家的成长道路都证实，一个人在童年和少年时代所受的熏陶是刻骨铭心的，甚至是制约终生的。⑧因为他们接受的不仅仅是若干个故事和多少诗句，重要的是体现在这些故事和诗句中的我们民族的灵魂，我们祖先的情感方式和思维方式。具体的故事情节和诗句可以模糊，但其中的精神及艺术特质已经潜移默化地溶入了他的心灵，成为了建构其人格与审美观的重要因素，因而使他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打上了民族的烙印，成为了现代化与民族化的结晶。 二 传统审美观的渗透使小说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那么，传统的审美倾向在巴金的小说中有那些表现呢？ 1.正邪、美丑对照的形象体系。注意人物性格的对照，是我国古典小说和戏曲的一大特点。过代批评家徐念慈认为，西方小说一般头绪比较单纯，而中国传统小说“事迹繁，格局变，人物则忠奸贤愚并列，事迹则巧拙奇正杂陈”。⑨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对人物描写体现“夸张鲜明的美学评价”，使人物黑白、忠奸鲜明。比如《三国演义》、《水浒传》及大量的公案侠义小说的人物即是。凡是忠贞的、善良的、诚实的、正直的、正派的就是美的、善的；奸诈的、虚伪的、残忍的、邪僻的就是丑的、恶的，二者壁垒分明，对比强烈。这既是历久形成的民族心理，也是贯穿在差不多所有文学作品中的审美观。另一种情况是同类人物的性格对照。如《红楼梦》中“十二钗”性格对照等等，人物描写是现实主义的，通过对照，使众多人物互相衬托、互相补充，构成一个复杂的形象体系。这两种性格对照，在巴金不同的作品中都有体现。比如《灭亡》中的杜大心、《新生》中的李静淑与李冷，《死去的太阳》中的吴养清，《爱情三部曲》中的陈真、李佩珠等青年“革命者”，与上海戒严司令等反动政府代表人物，构成了鲜明对立的善恶两极。在杜大心这些人物身上，巴金集中表现了自己当时的审美理想，他们为了人民的解放，牺牲个人的幸福，甚至生命，以殉自己的信仰，他们是正义、崇高的化身。在《激流三部曲》中，觉慧的民主思想，为社会解放而献身的热情，大无畏的斗争精神，与高老太爷、克安、克定这些没落、腐败的封建宗法制的代表人物又构成了美丑强烈对照的格局。这种形象体系显然是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屠格涅夫的《父与子》等同类题材的小说所不具备的，虽然这些小说都曾给巴金创作《激流》以某种启示。而这种格局更类似于《红楼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