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个酷热的下午，我突然接到了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的通知，告诉我，该所一批著名的经济学家将在两天后讨论我刚刚出版的一本报告文学集。 这让我大吃一惊。经济学家们怎么会对报告文学如此感兴趣呢？经济学研究与报告文学写作，在通常的观念中，无论如何是两个相距甚远的领域。经济学家为一部文学作品召开讨论会，这在文学界是绝无仅有的。 在文学家看来，那些理论学家多半是从概念到概念的怪物，多半是形而上学的天空中靠声纳导航东奔西突的蝙蝠。文学家从来都恐惧“理性”的病毒侵害想象的肌体。于是歌德说，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绿。可在理论家看来，那些文学家多半是胡思乱想的疯子，文学则是这些精力过剩的疯子的收容所。偶尔，两者互相匆匆一瞥，瞬即离去。这些经济学家告诉我，这些是天大的误会。这是一批制度经济学家。我被告知，制度经济学恰恰是把人类的社会行为中诸多普遍现象及其制度后果作为素材，来进行经济学研究的。他们的体系中，注重案例研究，注意事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及其不容易察觉的细枝末节，并赋予某种经济学的含意。他们在这种鲜活的发现中感受到理论的快乐。在他们的人生态度和治学精神上，我看不到那种生不逢时的沮丧。他们在一个冷眼的去处，观察着一个十二亿人组成的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翻云覆雨，没有规矩。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现实社会中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无所不在他们研究的视野之中。这些经济学家，喜欢听故事，喜欢讲故事，喜欢发现故事，喜欢在平平常常的故事中挖掘出深奥的理论来。更有意思的是，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有过文学青年的经历，至今对文学创作抱有一种敬意，而且特别注意非虚构文学记录下来的社会和历史的状态。 经济学家如此，其他方面的读者呢？ 任何文学现象都有其生成的社会需求和社会背景。不能想象，作家能游离他所生存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状态写出伟大的作品来；不能想象，一部严肃的作品会是作家完全无视社会的存在和灵魂的痛苦、自娱自乐的产物。除非他有其他方面的追求和企图，故意用自己的智力和技巧拿自己拿大家开涮。我们大可以轻轻松松地过日子，大可以风流潇洒超凡脱俗，大可以牢骚调侃游戏人生，可我们无论如何摆脱不了生活中的诸多烦恼，无论如何摆脱不了生存环境的窘迫。 文学从来都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精神生产过程。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不可能不去关注历史，关注社会，关注政治，关注人生中最敏感的部分；不可能不进行形而上的思索，不可能不进行超乎寻常并逼近终极价值的理性梳理。我曾与一位很有成就的前卫画家探讨过“理性”问题。当画布上的某一个光点、某一条色彩紧紧抓住画家的某一个意念、某一个灵感时，接下来的“发展”便需要“判断”了。那么，支持“判断”的因素又是什么呢？ 报告文学作家与小说家不同的是，他必须直接面对社会写作。对此，他没有任何躲闪和回旋的余地。他必须剖开胸膛直面现实，否则，就别干这种行当。他需要信念，需要勇气，需要激情，需要经验，需要体力，需要坚韧，更需要由判断和把握所构成的理性。 我们这一代人是非常艰难又非常幸运的。我们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我们看到了那么多的大喜大悲、大起大落。我们生活在一个牵动世界的转型社会中，直截了当地体验着社会脱胎换骨的激变过程，而这个过程，在整个中华民族的文明进程中，只是有数的几次。一次是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一次是晚清和民国初期，第三次便是一九七八年开始、将延续到下一个世纪的变革。我们在文献中看到，转型社会中，百家争呜，百花齐放，大师辈出，群星灿烂。到今，我们还沐浴着先贤的芳泽。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晚清以来，在一百五十年的时间段里，中国人面对着西学东渐、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产生了“体”、“用”之说。由保守主义到激进主义，又由激进主义到保守主义，来来回回，莫衷一是。其要害是，怎样对待传统，采取激进还是渐进的方法步入现代社会。人们开始关注晚清的历史，比较各国现代化的进程，作为对新权威主义的反拨，出现了所谓的“新保守主义”思潮。并在反省的基础上形成了建立秩序、平稳过渡、渐进发展的社会共识。 这是一种极具建设性的转变。社会进步由浪漫回到了现实，由激进回到了渐进。 新时期的报告文学，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由狂飚突进发展到浪漫理性，又由浪漫理性蜕变到了客观理性。 90年代的报告文学，正是在客观理性的认知上逐步展开的。相比而言，这一时期的报告文学面临的局势更严峻，更艰苦，更复杂；负担更沉重，路途更漫长。 写到这里的时候，我的眼前出现了一个幻觉。我看见时间正牵引着一匹骏马踢踏而来，天边划过一抹喜悦的酥红。 （此文是作者为报告文学集《在那酒神徘徊的地方》写的自序，本刊发表时略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