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一种古老而又现实的心态体验 新时期一位女性主义诗人伊蕾在她的诗歌《流浪的恒星》里面曾经写下这样一句诗：“我在被囚中到处流浪／我在流浪中到处被囚。”这几乎成为知识女性所固有的生存处境和基本心态的典型概括。所以，当张辛欣在京杭大运河的北端骑一辆赛车起步之时，我们很清楚地知道她的身体“在路上”的同时她的心灵已经经历过并又重新开始了“在路上”的流浪体验（《在路上》①）；张曼菱在极其理性地为自己的主人公们选择着生活方式的同时仍有“为什么流浪”的困惑与自问（《为什么流浪》②）；赵玫本文中所充盈的苦闷与焦虑情绪归根结底是来自那种精神上无家可归的流浪感。 流浪心态对于知识女性而言不是偶然，而是一种必然。当夏娃在蛇的引诱下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实之后，那种蒙昧混沌但安宁和谐的伊甸乐园生活便结束了，迎接她的是颠沛与流浪。智慧之果使夏娃心明眼亮，懂得了善恶与羞耻，同时也注定了她面对宠大而芜杂的世界时那波荡不平的心灵世界。幽默的马克·吐温在他的晚年作品《亚当夏娃日记》中借夏娃之口对那个古老的神话作了不无反讽的改写，夏娃说“开始我想不出我被创造出来究竟是为了什么，但现在我认为，我被创造出来就是为了探索这个世界的各种秘密……”③这与耶和华创造夏娃作伴侣以免去亚当孤独的初衷无疑相去甚远，但却明白道出了拥有知识的“夏娃”们必然的生命选择。 所以，当“五四”那场无论从何种意义上都意味着既往历史的一次颠覆的伟大变革开始之后，在文学界，在高声呐喊着的男性声音中竟开始出现了女声，这声音由小到大，由寡到众，由脆弱变刚强，进而形成了一个不可等闲视之的女性文学团体。 无疑，这率先打破沉默的是一批知识女性，也只能是知识女性。知识有如智慧之树的果子，拨开了她们心灵上厚厚的蒙昧尘埃，使她他看到了这个社会以及自身的处境，“探求这个奇妙世界”并力图改变这世界的主体意识复苏了，“夏娃”们义无反顾地走出了伊甸园。不满于现实继而不安于现实便是女性们主体意识觉醒后的最初心态——这是“流浪”的开始，也是被动而沉寂的女性生态的结束；探索与寻求一种合适而合理的生命方式是“流浪”的第一程，于是，在“五四”时期，在“女人无史”之后的“有史”的开端，知识女性结束了“被注释”、“被命名”的悲哀历史，开始积极主动地参与生活，有了形形色色的理想抉择与追求的方式，出现了沅君式的、庐隐式的、丁玲式的“话语”。作家们借各自笔下带有强烈自传色彩的女性形象宣示着自己对于社会与人生的思索，又在不得结果的苦闷中彷徨、叹息，同时否定着旧有的生活模式设计，去尝试更新的。这种在困惑中追求，在追求中迷失，再从迷失中力求奋起的心灵过程中，不知所向，无所依附的“流浪”感一直附着在女性们的情绪体验之中。 沅君式的知识女性们似乎不存在“价值追问”、“理想选择”、“意义寻找”上的彷徨流浪心态，她们拥有一个极明确、清晰的目标，那就是要完成“爱的使命”，“爱情”成为这些知识女性们自身生命的全部意义之所在，“殉爱的使命”在她们看来是“天下最光荣的事”。因此，她们的流浪心态不是发生在目标的选择与确定上，而是发生在为实现这一目标所必然产生的矛盾冲突中——母爱与情爱的冲突，传统伦理观念与现代性爱行为的冲突。她们明知道自己该走向哪里却又摆脱不了母爱与旧的道德观所带来的负疚感。所以，浑身洋溢着叛逆精神的“我”固然有勇气与自己的爱人一起出去旅行，却又不住地自责自己的行为给母亲、给旧家庭中的情人的妻子所带来的痛苦。她们的态度是决绝的，但她们的灵魂却在两个声音之间永远地徘徊，一个声音要求着“解除旧礼教旧习惯造成的关系”，另一个声音却谴责着“男子们为同别一个女子发生恋爱，就把他的妻子弃之如遗”的不仁行为（《旅行》）。精神的悖廖使她们在极度的痛苦中选择了一条“中间道路”——牺牲生命来殉爱”：母亲的爱，情人的爱。 沅君为她的知识女性们安排了一条近乎悲壮的道路，这在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途径，但实质却是一种逃避——逃避现世，逃避压力，逃避来自于心灵的苦苦挣扎的痛苦。她们最终一无所获，既没有成为实现了爱情的幸福伴侣，又没有成为传统道德观念下的贤淑女子，沅君式的女性在结束生命的同时也结束了精神的继续探索和流浪。 庐隐式的知识女性较之沅君笔下的知识女性又前进了一步，她们已经从“爱情至上”的虚幻王国里走出来，认识到“爱情也是靠不住的”，这虽然不免带有爱情失望之后的极端情绪色彩，但同时也在客观上促使她们从唯爱的狭窄情感世界中抬起头来，看看这个广的世界，思索一些爱情之外的个人价值。但思想的局限仍然使她们不知所向。如果说沅君式的女性在奔向目标的过程中终于淹没于一种无可选择的“选择”中的话，那么庐隐式的女性们则在新的目标确定上感到无可医治困惑，于是只有“一味放荡着，——好像没有目的地的船，在海洋中飘泊……”（《或人的悲哀》）。“海滨故人”们曾经试图走出“或人的悲诮2”，结束灵魂的飘泊状态，这种努力在1931年的《何处是归程》中仍隐约可见。但即便到了这个时候，“归宿”在庐隐的心中仍然是一片茫然。为人妻为人母的沙侣的选择是应该否定的，因为她抛弃了“理想的花园”重新堕入传统的家庭模式之中，“事业与志趣”都成了生命史上的陈迹；抱独身主义的妹妹在闻了同样独身主义的姑姑的艰难（生活上与事业上的）之后也开始动摇；国外归来的玲素权衡两者的苦闷之后同样不知所措，发出“何处是归程”的惆怅。庐隐一直试图为她笔下的知识女性们确定一个“归宿”，却一直没能如愿。这些人生路上“不知归程的旅行者”终于被无所依附的漂泊感磨蚀掉了所有的锐气，在灵魂的极度疲惫状态中消声匿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