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诞意识是现代艺术的重要特征之一，随着生存状态的急剧变化与中西文化的互相交流与借鉴，荒诞意识也不可避免地以各种形式反映在中国当代诗歌中。本文从三个方面揭示了中国当代诗歌中的荒诞意识。首先是以文革后期产生的朦胧诗为代表的新诗潮对荒诞现实的揭示与否定；其次是诗人对自我生存的荒诞性的表现以及作为创作主体的诗人对诗歌的缺席；最后是由于当代诗歌对历来诗歌语言传统的否定与重建所导致的诗歌文本的荒诞。 荒诞，从逻辑上来看，是对传统规范的背离与重组；从艺术上来看，是由审美转向审丑；从价值体系上来看，是对“上帝死了，而人还活着”（尼采），或对“上帝死了，人也死了”（福柯）观念的认同。当人发现了现实与人生的支离破碎和毫无意义时，荒诞感便油然而生。荒诞有时是不可理喻的，但绝不是无意义的。“它们背叛了自然的可能性，而不是背叛了内在的可能性，然而正是内在的可能性构成了这些作品的魅力。”①桑塔耶那这句概括怪诞的话，借来表述荒诞也恰如其分。怪诞与荒诞原本就有血缘关系，都是对现实的重建与再造；不同之处无非是怪诞更多涉及形象的陌生化，荒诞则侧重事态上的有悖常理，诗化的荒诞其意义首先在于对无意义之现实的揭发与反动。而真正的诗人必须在意识到现实与自己的荒诞的同时又超越荒诞，在对死亡的无限趋近中展现生存的意义，在远离现实的荒诞中复苏人们对“家”的回忆；在这种南辕北辙的回归中，让人们尽一路风景。 目前，有人持严肃的荒诞写作态度，有人转向对小农经济与市民生活的温情吟唱，有人放弃所有的责任开始梦呓，有人则纵身欲入死亡的深谷。（如：海子、骆一禾、顾城，无论海子是否是中国最好的诗人，但他无疑是最值得一提的，他短短的一生中写了大量的麦地诗。最终穿越他在虚无中开垦的麦地走向死亡。）中国诗坛并不存在荒诞派。正因为如此，荒诞意识并非为某派特有，而是以各种形式存在于诗歌的各个层面。是整个诗坛的特征之一。 一、对荒诞现实的否定与揭露 荒诞作为一种审美范畴，首先是基于审美主体的人对现实的怀疑与否定，是作为个体的审美主体对社会群体的拒绝与疏离，诗的荒诞源于被意识到的现实的荒诞。荒诞意识在诗中最直观的表现便是对现实的否定。现实对于科学是剖析的对象；对于哲学是思考的对象，而对于诗则是必须超越与重建的对象。自从意识把人从自然中凸现出来，把个体的人从群体中分拣出来，个体与身处其中的现实一直存在着矛盾。诗与哲学以不同的方式发现并且介入现实的荒诞，从置身于荒诞现实与人生中而不知觉到认识与否定现实与人生的荒诞是一种进步。 中国与西方传统中，以不同的方式否定了人的存在。中国儒家哲学把人固定在“礼”与“仁”的经纬上，以道德实体代替了人的终极价值。而道家则力劝人们与以“天”为代表的自然和光同尘，以枯木与死灰为理想的人定位。儒与道分别设立了社会与自然这两个实体作为人的归宿。而西方则为人设立了“天堂”，把人归结为原罪的，神与无国成为人必然的终结与归宿。 中国哲学历来缺少对个体的关怀。所以诗不得不站出来，代替哲学给人命名。中国第一位浪漫诗人屈原在发现现实的荒诞性的同时，表现出极度的自恋与自虐，最终导致自杀。屈原的死亡不是一个遭贬的爱国者的死亡，而是一个被现实拒绝的人的死亡，而导致他死亡的最终原因则是以对生命终极价值的不断追问中觉醒的荒诞意识，屈原是当代一部分中国诗人的原型。 中国是奉儒家为正统的特定区域，在几千年的造神运动中，多少圣贤在这块土地上羽化登仙。人，一直是“礼”即秩序中的一环。如已故诗人顾城所说：“我在什么面前是一粒沙子，一颗铺路石子，一个齿轮，一个螺丝钉。总之，不是一个人，一个有七情六欲的人。”②而“大跃进”等一系列国家浪漫主义运动台日中天又被全盘否定后，诗人们从小沉浸其中的理想、信念、道德标准崩然倒塌，从集体迷狂中苏醒的人们又深刻地感到现实的虚妄与荒诞，如北岛所写： 我弓起脊背 自以为找到表达真理的 唯一方式，如同 烘烤着的鱼梦见海洋 万岁！我只他妈喊了一声 胡子就长出来 北岛《履历》 与此同时，西方人文主义思潮从各种渠道以各种方式猛烈地撞击着茫然而贫穷的国民。带来“神”的死讯。在政治的高压下扭曲的传统也悄然伫立于人们面前，被重新审视。勿庸回避，当代中国人对现实荒诞性有如此深刻的体验除了现实原因外，其思想基础是近年来在国内盛行一时的尼采、柏格森和存在主义哲学。使六、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诗人从哲学的高度，从西方人的角度看到了世界的荒诞。 随着神的倒塌，七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初出现的朦胧诗人们以悲剧英雄的形象从理想的废墟中站起来，努力驱赶着荒诞的梦。朦胧诗人的歌唱是迷惘的。但他们在执着地寻找着。这首先源于人对终极价值的需要，同时也源于中国文化传统赋予每个诗人的历史使命和诗人对爱与美的本能的追求。出现了包括梁小斌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北岛的《睡吧，山谷》以及流传极广的顾城的《一代人》在内的一大批诗作，都体现了寻找的主题，不仅仅为诗人自己，而且为一代人立言：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