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认为，中国现代诗在由30年代的象征主义到40年代的后期象征主义的演进过程中，西南联大诗人群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文章对该群体形成的时代背景、文化语境、诗型特点、美学贡献等进行了论析。认为：西南联大诗人更直接地以西方现代诗为参照，自觉地追求诗情元素由情绪内质到思想、经验内质，诗体架构由单声部向多声部的转换，并对诗语的符码系统进行了变革。在美学方面，他们重新阐释了现代诗与现实的关系，既坚持诗作艺术的自足性与独立品格，又不拒绝对现实的介入，对30年代现代诗回避现实斗争、陶醉于“小我”感伤的倾向进行了有力的救正。从而，开拓并深化了诗学主题。文章认为，西南联大诗人群的作品代表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的一个高峰。 中国现代主义诗（简称中国现代诗），与中国新诗大体同时诞生①。它历经意象主义、象征主义到后期象征主义。在由象征主义到后期象征主义的诗型转换与美学特征的嬗变过程中，来自校园的诗人——西南联大诗人群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本文拟就此进行初步探讨。 一 文学群体的形成，不仅是文学本体运动的产物，也是一种独特的文化语境与现实支点契合的结晶。中国现代诗所经历的曲折道路，正是文学这一规律的具体证明。 中国现代诗初期的意象主义尝试，如胡适、梁宗岱、田汉等人的部分创作，不久就淹没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文学潮流中。自1925年开始，李金发相继出版了《微雨》等三本诗集，将象征主义诗风引进中国诗坛。随后，创造社后期三诗人王独清、穆木天和冯乃超进行了更为深致的实验。至戴望舒、何其芳和卞之琳出现，中国现代诗的第一潮——象征主义诗潮，经历发生、上升和高峰的完整过程，成为可以与自由诗派和格律诗派相抗衡的第三个诗派。并且，朱自清曾认为这三派“一派比一派强，是在进步着”②。但文学的发展，终究在于它的不断陌生化过程。中国象征主义诗潮在到达高峰后，不久就又走向末途。戴望舒在出版了《望舒草》以后，便搁笔远走法国。何其芳在《预言》的尾篇《云》中宣布：“从此我要叽叽喳喳发议论：／我情愿有一个茅草的屋顶，／不爱云，不爱月，／也不爱星星。”而卞之琳却已经向后期象征主义转移。创作于1935年至1937年间的《距离的组织》、《圆宝盒》和《白螺壳》等诗，明显呈现出艾略特瓦雷里式的现代主义品貌。只是由于带上古典气息才弱化了他的先锋色彩。 到了40年代，西方现代诗的译介，也已从象征主义转到后期象征主义。波德莱尔、魏尔仑甚至耶麦，这时都已不那么激动人心。青年诗人们更感兴趣的名字，是里尔克、艾略特和奥登。他们的作品和理论，经冯至、卞之琳、梁宗岱和赵萝蕤等人的译介，与中国青年诗人相遇。到1939年，艾青、戴望舒共同主办的《顶点》诗刊出版时，徐迟以《抒情的放逐》为题惊人果敢地发出响应艾略特的呼声。这些，预示着中国现代诗的本体发展已面临一个新的突破和转机。而完成这次突破和转机的，则是西南联大诗人群。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冯至、穆旦、杜运燮、郑敏、王佐良和后起的袁可嘉等。 坐落在昆明小西门外的西南联合大学，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临时组成，素有“民主堡垒”之称。这里名流荟萃，高士如云，是战时中国学术界、思想界与教育界最活跃的文化中心。在这里，个性与创造成为时尚。“联大的人都有点怪，‘正常’在联大不是一个褒词。”③郑敏后来回忆说：“在联大，几乎每个教授都同自己的学问融为一体，用毕生的智慧和学生对话。学术高于一切，远离名利，成为一种无限的精神升华。联大解放了人的智慧，给予学生极大的创造空间。培养学生的独立人格和独立思考”④。西南联大常常是全国民主运动的先锋。“人们喜欢说‘联大造运动’，运动虽然不是联大造的，但因为环境的特殊，联大人往往走在运动的前面。”⑤“一二·一”运动就是一例。联大人把自己的命运同民族的命运视为一体，协同“盟军”作战时，联大学生大批作译员，穆旦、杜运燮都在其中。在战场上，穆旦几乎丧命于虎康河谷。 在文化气氛方面，世界现代诗学潮流与西南联大有着特殊的密切关系。在40年代，王佐良就以评论家的口吻写道：“这些联大的年青诗人们，并没有白读了他们的艾里奥脱和奥登。也许西方会吃惊地感到它对于文化东方的无知，以及这无知的可耻。当我们告诉它：如何地，带着怎样的狂热，以怎样梦寐的眼睛，有人在遥远的中国读着这二个诗人。”⑥艾略特和奥登对中国现代诗坛的影响，并非自西南联大始，但西南联大诗人群对于这二位诗人，有着比过去更真切的感受和更热烈的兴味。当时，卞之琳写出了《十年诗草》，译介了艾略特和奥登的一些作品，冯至介绍了里尔克和他的作品，并创作了《十四行集》。更为重要的是，英国现代诗人、新批评诗论家威廉·燕卜荪，在联大开设了《现代英诗》课程。“当时西南联大文学院的讲坛上，多的是有成就、有影响的学者和作家，包括几个通过研究法国和德国文学也对欧洲现代派诗感兴趣、甚至本人也写现代派诗的人，但是，带来英国现代派诗的新风的主要是燕卜荪。一个出现在中国校园中的英国现代诗人，本身就是任何书本所不能替代的影响。”⑦1938年，奥登来中国战场访问，写出了一组著名的《战时在中国作》十四行诗。这些，都构成了对中国青年诗人的现代观念的震荡，促使西南联大诗人向现代诗学转移。 二 西南联大诗人群以诗的自觉意识，推进了中国现代诗的转型。 首先，他们以西方现代诗为参照，从发展的角度敏锐地认识到中国现代诗正面临一次转型。穆旦曾带有回顾与总结的意味说，“一个主要的分歧是：是否要以风花雪月为诗，现代生活能否成为诗歌形象的来源？西洋诗在20世纪来了一个大转变，就是使诗的形象现代生活化，这在中国诗里还看不到的（即使写的现代生活，也是奉风花雪月为诗之必有的色彩）。”他以自己的《还原作用》为例指出，“不用陈旧的形象或浪漫而模糊的意境来写它，而是用了‘非诗意的’辞句写成诗。这种诗的难处，就是它没有现成的材料使用，每一首诗的思想，都得要作者支现找一种形象来表达；这样表达的思想，比较新鲜而刺人。”⑧可见，他们是自觉地以自己的创作推动中国现代诗的转型。同时，他们大力引进以里尔克、艾略特和奥登为代表的西方现代主义诗学，力求使中国的现代诗迅速接受世界现代诗的先进成果。他们力求使诗情元素由情绪内质到思想、经验内质，诗体架构从单声部向多声部迁移。换言之，也就是使现代诗由“气体化”转向“固体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