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女性作家的兴起与沉寂 许多现象都证明文学的发展并不与社会的发展同步，文学艺术创作的繁荣一般会受到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影响和制约。有时则是相反，社会政治经济很强盛，文学艺术反而萎顿；有时，民生凋蔽，国运衰危，文学艺术却创造出奇迹。这就是通常讲到的艺术和其它意识形态的不平衡性。 中国文学史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在很多的时候，苦难的时代能够创造出文学的辉煌；而昌明鼎盛却制造平庸和单调。屈原、杜甫、曹雪芹这样的文学巨人都是苦难和不幸的产物。国亡家破创造了李后主哀婉的高峰。要是没有社会的大悲哀就不会出现李清照这个婉约派词学的大家。中国文学那些忧愤感伤的审美传统，往往不是社会强盛的赠与，反之，却是中国社会的衰败、由生民血泪所浇铸。 对中国人来说，20世纪是动荡的世纪。本世纪中叶连续的战乱，给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带来巨大的创痛，尤其是那些痛失家园而流寓台湾的原大陆人。据统计，当时有二百多万人因战争而迁徙台岛。这些大陆来台的人员中一部分是原先就已成名的作家和学者，而大量的则是大学肄业或毕业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太平时世也许会在各种事业造出成就，现在却凭借这个悲情时代的历史际遇而成为作家。正是这样的一批文人，在社会变动的时刻，以他们的血泪心声，完成了这个大时代的离乱主题。苦难造就了他们，也造就了中国现代文学继五四之后的再一个繁荣期。 在这个特殊时代的文学繁荣中，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一批女性作家的出现。除苏雪林、谢冰莹等属于五四新文学前辈的作家外，仅以在50年代前后开始创作的，我们可以开出一个长长的名单：林海音、琦君、张秀亚、孟瑶、徐钟佩、钟梅音、罗兰、艾雯、刘枋、潘人木、王文漪、端木方、繁露、张漱涵、郭良蕙、聂华苓，等等。余光中在《中国现代文学大系》总序中，就曾说到这时期女作家创作空前繁荣的盛况：“女作家在文坛的兴起，也是值得我们高兴的一大现象，蓉子、林泠、敻虹等在诗坛的美名久已远播，在小说方面，女作家更为活跃，小说入选的一百多位作家之中，女性约占四分之一。可是女作家最活跃的一个部分，仍是散文，散文入选的作者几乎有一半是女性……”。这支队伍的阵容和质量，丰富和充实了这一文学时代的劳绩。这是中国女作家继五四之后又一次引人注目的集结。这批女作家的创作为台湾女性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台湾50年代涌现的这批女作家，她们大多出生于五四运动前后，受到五四新文学的恩泽和滋润。她们中的多数人在大陆已经走出家门并受到高等教育，她们从全国各地来到了台湾，时代和个人的悲情，触动和震撼着女性易感的心灵，切身的对于战乱的感受，加上成熟的艺术表现力，使她们在诗歌、散文、小说等文学的各种领域上展示大时代的主题创造了引人注目的成绩。 也许可以称这些女作家为幸运者，但这种幸运却建立在家园不幸的基础上。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诗家不幸文章幸”。反过来看，中国大陆的女作家在五、六十年代却成为“不幸者”，尽管她们迎接了新时代的春天，但却没有迎到自己文学的繁荣。这时代没有为文学提供代表性的女诗人和女散文家，小说方面虽有几位有成就的作者，如杨沫、茹志鹃、宗璞、刘真、菡子等，但从创作界的总体来看，比较之下也还是寥若晨星。 大陆这种情况与当时台湾女作家兴起的盛况，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造成这局面的原因，作家自身的因素所占比重极小，其主要的促成因缘是社会环境和时代氛围。这一切不说明大陆作家的缺乏才情，只说明文学以外的那些力量的强大。这只要对照人们通常说的文革之后的新时期的事实就很清楚。50年代的中国大陆是结束了战争并获得胜利的充满激情的时代，与这个时代相适应，整个的文艺创作受到“颂歌”和“战歌”意识的笼罩。文学被告知，应当用高昂激越的英雄史诗回望过去的建功立业的光辉，于是有了如《保卫延安》、《林海雪原》等这样的历史长篇面世。人们不约而同地用五彩斑澜的颂歌去装饰现实，这不仅是在小说中，在诗歌和散文中也是不胜枚举的事实。作家被时代激情所鼓涌，在肯定和颂赞新的生活秩序的同时，也迎接着并且事实上也接受了新的艺术秩序。为了适应时代对于文艺的要求，这些作家都经历了艰难的改变自己的精神历程：他们从情感到理智都体认到要用集体的和时代的强音来为现实的政治服务。但是艺术毕竟是非常个人化的事业，抑制个性服从集体意识的结果，往往使艺术家处于无语状态，再加上连绵不绝的政治斗争，文学创作的危境则是必然的。 大陆当时号召的作家思想改造，该是一种普遍的和整体的关于个人与时代的调整。思想改造运动对于文学创作而言，很多时候被理解为对个人风格和作家个性的限制和取消。这一点，我们从当年的真诚中看到了一场由粗暴孕育的灾难的不可避免，因为它违逆了艺术生长发展的规律。即以杰出的女作家冰心为例，经过“改造”并没有写出超越性的作品，人们保留在记忆中的仍然是写《寄小读者》的冰心。不少在旧时代极富艺术个性而享誉文坛的女作家，她们积极接受改造以适应新秩序并没有明显的效果，最后则是放弃写作或丧失了自己的独立审美追求，泯灭了创造力。女性作家在这样的人文环境中存在和发展较之男性作家，显然要更为艰难。由于生理和心理的差异，以及在中国这个文化传统的社会中女性特有的压力，形成了女性作家的独特性。在这个时期，那种大时代的统一化的文学提倡，使女性作家难以施展她们的才能。由于缺少亲身经历，女作家往往在表现激烈的政治、军事斗争题材方面力不能及，她们并不擅长那类惊天动地的故事。所谓的女性气质，决定了她们善于表达细致、温柔的情感世界和内心体验，而这些，却是当日的文艺倡导予以抑制和摒弃的。她们在那个时代的处境，概而言之就是找不到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