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后和“文化大革命”末期中国文化的连续性具体表现在鲁迅研究的逐渐繁荣和发展上，而这个时期的鲁迅研究的发展则又表现为业务派鲁迅研究队伍的壮大和研究成果的增加上。在“文化大革命”中，马克思主义政治派受到了较之任何其它派别的知识分子都更为惨重的打击，这一方面因为他们在从1949年开始的文化整合运动中保留并发展了自己的力量，在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是自觉与不自觉维护着现实政治权威的主要文化力量，而他们维护的政治权威是各个不同政治派别和政治领袖的权威，无形中成了继续推进文化整合运动的阻碍力量；另一方面则因为他们在漫长的文化整合运动中对广大其它派别的知识分子进行过政治的和个人的打击，使他们在逆境中经受了更大的实际的和心理的压力。这种人生经历促进了他们文化心理和文化思想的转变，并由这种转变直接影响到“文化大革命”后的鲁迅研究格局的变化。如上所述，他们的文化思想和文艺思想产生于二、三十年代。他们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激进青年，但在没有更深切地体验五四科学、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传统的时候，便在进化论思想和社会政治形势的实际变化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革命，以知识分子的身分从事左翼文化运动。在这个运动中他们是以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意识各种不同的人事和文化的关系的，他们从事着各种人事的和文化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积累了自己的人生经验，也以这样的经验对待后来完善并发展起来的毛泽东思想。他们的思想是双层的：一层是他们原来的一些思想观念，这些思想观念是零碎的，不系统的，但是是他们自己的，其中主要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形成的一些自由、民主、平等、个性解放、人道主义的观念；一层是他们后来遵从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些思想观念是系统的，但是是在服从的思想形式中重复的别人的思想。“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使他们重新返回自我，用自己内心的标准重新感受并思考自己后来遵从的思想学说，从而导致了他们文化思想和文艺思想的巨大变化。周扬在“文化大革命”前始终坚持并突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以阶级斗争的旗帜领导了文艺界的历次政治批判运动，但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开始提倡人道主义，并对鲁迅在三十年代左翼文化运动中坚持的独立思想立场表示了理解和赞赏，对自己在三十年代与鲁迅发生的思想矛盾从自我否定的角度做了总结。晚年的周扬已不可能在具体的鲁迅研究中作出实际的贡献，他在漫长的文化整合运动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也不可能使他重新获得其它派别的知识分子的完全理解和同情，但他“文化大革命”后的变化却使他的年轻的追随者们无法重新加入马克思主义政治派的阵营，这大大削弱了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政治派的力量；另外一些原来属于马克思主义政治派的知识分子，则从另外一个方向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政治派。在“文化大革命”之前，马克思主义政治派以维护政治权威的方式也同时维护了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维护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毛泽东和鲁迅的个人崇拜。但是，他们是在维护政治领袖的个人权威的目的下发表自己的政治的和学术的观点的，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与毛泽东和鲁迅没有不同的见解。“文化大革命”中的个人遭遇和“文化大革命”后比较自由的文化环境使他们不必隐瞒与毛泽东和鲁迅的某些分歧，在反对个人崇拜的思想形式下把自己对鲁迅的不满作了或明或暗的表现。他们的选择也对新时期鲁迅研究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除了具体的是非以及由此引起的争论，它的更根本的影响是使中国的鲁迅研究在“文化大革命”后开始了一个文化还原运动。不容讳言，“文化大革命”前的中国大陆的鲁迅研究，并不是一个完全真实的文化活动。它是在文化整合运动中进行的，是在毛泽东对鲁迅的崇高评价的政治支柱的支持下进行的，它与1949年以前的鲁迅研究的根本不同在于，1949年以前的鲁迅研究是在相对自由的条件下进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革命以其强大的社会影响抵消了国民党政权的文化专制的力量，使各种不同的文化思想以及由此所决定的对鲁迅及其作品的不同感受和理解能够得到更为自由的表达，而1949年之后则使各种相反的意见受到了压抑。中国社会对鲁迅的欢迎程度被政权的力量大大加强了，对他的排拆力量被深深地掩埋在一些社会成员的内心，只作为一种潜在的文化力量存在于中国社会的腹地。解铃还须系铃人，马克思主义政治派在“文化大革命”前曾经是维护政治权威话语的主要文化力量，当他们中有人首先感到必须自由地表达自己对鲁迅及其思想的感受和看法的时候，潜在于社会腹地的各种不同的鲁迅观才会浮出社会的水面，而只有这样，中国的鲁迅研究才能重新返回到地面，才能面对活生生的真实社会认识问题和文学认识问题展开自己的研究活动。在延安时期成长起来的文艺家是与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共生命的，在文化思想上他们属于马克思主义政治派，在新时期他们多数人依然保持着自己的文化观念，但他们在鲁迅研究界没有自己的势力，对新时期的鲁迅研究没有直接的影响。马克思主义政治派在1949年之后得到了迅速的壮大，因为在这时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在文化取向上绝大多数具有马克思主义政治派的特征，但他们与三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派有一个根本的区别，即他们不是在不同的政治倾向间进行自我选择的，而更是在自己的人生道路的选择中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思想的。他们别无选择，只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念才有自己的人生出路，但这也决定了他们政治观念的不确定性。“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大混战使他们失望于自己的政治选择，纷纷从政治的战场退回学术的研究，加强了学术派的力量，削弱了马克思主义政治派的力量。 原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派的解体，使“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派经历了一个重新组合的过程，其中除少部分属于原来这个派别的知识分子之外，一些原来属于马克思主义务实派的知识分子现在具有了马克思主义政治派的一些特征。马克思主义务实派的知识分子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即他们在文化心理和文化思想上具有更大的稳定性。他们的文化思想是在特定的现实需要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以自己的真切现实感受和思想认识为基础的，但一旦建立起来便万牛莫挽，极难改变。他们有中国农民的坚韧和执着，但也像中国的农民一样缺少应有的灵活性，在他们形成自己的文化思想以后的第二次文化思想大变动的历史时期，往往表现出更大的滞重性。他们继续在语言形式上坚持自己的思想观念，反对任何形式的对这些思想原则的批评，于是就在不自觉中成了新的历史时期文化发展的滞涩力量。但是，他们之为马克思主义政治派，与“文化大革命”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派有着一系列根本的区别。“文化大革命”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派维护的是政治权威自身的文化思想和他们个人的威信，与他们自己的思想未必一致，而马克思主义务实派则是维护自己一向坚持着的思想信仰；在与政权机关的关系上，“文化大革命”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派是全面符合的关系，而他们则是部分符合的关系，即他们维护的只是政权机关公开坚持的思想政治路线，而对于那些应付眼前事变的权益性政策措施则往往取着不赞同的态度，甚至可以说他们之极力宣扬政治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原则就是因为对这些政策措施的本质意义有着自己的理解，取着隐蔽的批评态度。由于他们的这些特点，他们已经不可能得到政权力量的无条件支持，而他们自己也更着眼于根本的政治思想路线问题，对不具有思想政治性质的学术观点一般取着相对宽容的态度。他们的变化同样反映着社会思想的进步，反映着思想自由原则的加强。在“文化大革命”前他们大都从事过鲁迅研究，有一些还是卓有成就的鲁迅研究专家，他们的思想状况和文化心态与新时期的鲁迅研究也是息息相关的。对新时期鲁迅研究有更直接关系的倒是本质属于业务派中的部分知识分子，他们就其从事的职业和意欲达到的目的，都不超出学术的范围，但由于在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文化界就很少进行过非政治批判性的真正意义上的思想争论和学术争论，所以他们往往用政治批判的语言和形式进行本质是思想和学术的争论，在形式上有类于马克思主义政治派。由于他们并非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获得自己的思想和观点，而是从现成观念中接受过来的，所以他们没法展开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学术意义的争论，对于鲁迅研究界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提高没有作出应有的贡献。上述这一切都体现着在“文化大革命”后马克思主义政治派影响的削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