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从1949年到1976年这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大陆鲁迅研究界区分出谁属于理论派、谁属于业务派，几乎是根本不可能的，当中国的鲁迅研究者同当时的所有知识分子一样宣布自己的鲁迅研究活动是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时候，当他们宣布一切的业务活动都要为政治服务的时候，就已经意味着他们的业务活动同时也是一种理论的研究乃至政治的活动了。但在我们重新研究和思考这时期的鲁迅研究的时候，又必须在理论派和业务派之间做出应有的区分，因为这个时期的特点恰恰是在理论的研究逐渐趋于枯竭的时候，整个鲁迅研究却取得了较之二、三、四十年代都难以比拟的贡献的。只要我们不是在一个作者乃至一部鲁迅研究著作上硬作这种区分，而是从整体上思考这个时期的鲁迅研究，我们就会感到：这个时期鲁迅研究的大部分成就，并不是由理论上的开拓带来的，而是由鲁迅研究者对鲁迅研究自身的业务热情带来的。 1949年之后，中国文化界同时发生着两个方向的运动，其一是我们前面所说的文化整合运动。这个运动是三、四十年代固有矛盾的惯性运动，其文化价值观念乃至区分不同文化派别的标准都是在那时建立起来的，只是由于政权的变革使它们之间的斗争情势及实质内容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其二是在和平发展条件下中国文化格局的不断扩大以及知识分子阶层的独立性和稳定性的加强。在三、四十年代，国内的政治革命和对外的反侵略战争，形成了一个空前广大的政治活动空间，共产党的革命为所有愿意投身政治革命的知识分子提供了政治活动的空间，而相对于这个空间，知识分子从事业务活动的空间则是极为狭小的，但到了这个时期，由有着革命资历的社会成员和少数充实到政治管理机构中的青年知识分子很快充满了政治活动的空间，大量的知识分子必须在自己的业务范围内从事文化事业。也就是说，这个时期知识分子与其它社会阶层的分工更加明确化了，其相对独立性也更加加强了，和平时期的发展把知识分子的作用愈加突出出来，并使之有了不断扩大的发展趋势。不论人们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上述两种运动都是在两个不同的方向上发展的，因而二者构成的是一种综合性的矛盾运动。在整个社会上，文化的整合运动越来越把人的价值标准单一化，这种单一化的标准是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旗帜下进行的，但其本质的意义却是从当时政治管理的角度提出的政治要求和道德要求，并不再具有理论的认识意义。当理论不再是认识活动的基础而只成了固定的政治要求和道德要求，它就与知识分子的学术活动失去了有机的联系。但在知识分子内部，一种独立的价值标准却在学术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存在并发展着。它无法得到充分的理论营养，但却又是知识分子所从事实践的学术活动不可能没有的价值标准。这个标准是独立于社会一般标准之外的，但又不可能被社会的一般标准所代替。不论在整个社会上怎样把雷锋、焦裕禄当作全民的最高样板加以宣扬，但在自然科学家中间，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的名字都会是更加响亮的，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否认雷锋、焦裕禄的社会教育意义，而在于只有像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这样的自然科学家，才更直接、更明确地体现着人类认识自然世界的内在激情，而这种激情恰恰是每一个真诚的自然科学家所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由于这时期整个社会上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思想标准与知识分子内部赖以从事本专业的价值标准的不同，加强了这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分裂，这种分裂甚至也表现在同一个知识分子的同一部著作中。这种分裂使意在从政和意在治学的知识分子间发生着矛盾。意在从政的知识分子以整个社会的政治思想标准为最高价值标准而轻视乃至反对知识分子自身的独立价值标准；意在治学的知识分子则更重视知识分子自身的独立价值标准而轻视乃至反对在整个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标准。对于同一个意在治学的知识分子，为了在严峻的社会斗争中保护自我的生存权利，往往真诚或不那么真诚地把整个社会所认可的政治思想标准放在优先的地位，而在从事自己的业务活动时重视的则是另外一种标准。不难看到，这个时期围绕着知识分子进行的所有斗争，几乎都是从这种文化分裂产生的。一次一次地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都是意在摧毁知识分子阶层的独立价值标准，但事实证明，它是根本不可能被完全摧毁的，因为现代中国不可能消灭掉知识分子这个独立的社会阶层，而只要这个阶层还存在并发展着，它就必须依照自己的独立价值标准从事本专业的业务活动，它就要以这种标准培养和教育自己的后继者。这个时期的社会分裂已经根本不同于1949年以前，那时的分裂是围绕政治斗争展开的，这时期则是围绕政治管理的现实需要与知识分子从事自己的业务活动的需要二者之间的对立形成的。由此可见，我把这时期的大陆鲁迅研究界分为理论派和业务派并不是没有任何道理的。当马克思主义启蒙派和马克主义务实派的鲁迅研究两个学派相继被摧毁之后，当马克思主义政治派把鲁迅研究引向了对流行价值观念的简单诠释之后，真正支持着这时期鲁迅研究大厦的实际是业务派的鲁迅研究。这个派别的成员十分复杂，其中有二、三、四十年代的人生－艺术派的知识分子，有三、四十年代的英美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有在观念上更接近马克思主义启蒙派和马克思主义务实派的知识分子，在他们原属的文化派别解体之后转入到这时的学术研究中来，其中也有原属于马克思主义政治派的知识分子，因其学术态度而在这时期进行着严肃的学术研究活动，当然，更有大批1949年以后走入鲁迅研究界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之间在治学方式和具体学术观点上也各有不同，其中也夹杂着大量流行的政治话语，乃至有着现在已经很难接受的武断结论，但在其主观目的上，却不仅仅在于政治口号的诠释和对于学术同行的政治批判，而在于鲁迅及其价值的阐释和认识。对于所有这些人的所有著作我们都应当视之为学术派的鲁迅研究。任何时代的知识分子都是在当时流行的话语的压力下生存并发展的，这一点连鲁迅本人也无法从根本上摆脱，重要的是每一个知识分子在自己时代所作的严肃的、有价值的追求以及这种追求的有效性程度如何。现在我们的流行话语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并且是在反叛“文化大革命”及此前的流行话语中发展起来的，所以我们在考察1949至1976年这一阶段的鲁迅研究时，要特别注意揭掉覆盖在它们身上的流行话语的外衣，而直接感受研究者本人所要实现的追求目标。 我认为，这个时期鲁迅研究所取得的最高研究成果是鲁迅研究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它是在二、三、四十年代资料积累搜集工作的基础上发展的，并且在这一个历史时期已经基本完成。它的意义在于，它为中国和世界的鲁迅研究已经建立了一个较为完备的基础，以后的所有研究工作基本上不会因第一手资料的缺乏而中止。我们不难想象，当二、三、四十年代整个社会对鲁迅还没有一个基本统一的认识的时候，资料的搜集和整理还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战争和知识分子生活的不安定也影响了这一工作的进行。这个时期结束之后，还会陆续有新的第一手资料的发掘和整理，但对于整个鲁迅研究资料的格局不会再有根本性的改变，鲁迅同时代人的相继离世也是第一手资料不可能再有更多积累的重要原因。我们可以通过下列两个比较而充分体会这时期资料搜集整理工作的重要意义：其一是港台鲁迅研究与大陆鲁迅研究的比较。不论港台学者与大陆学者在学术观点和理论研究上有何不同，但在他们要重新开始鲁迅研究的时候，都必须利用大陆这时期鲁迅研究资料的成果，它使大陆鲁迅研究将成为此后国内外全部鲁迅研究的必要基础；其二是鲁迅研究和《红楼梦》研究的比较。《红楼梦》研究因第一手资料的缺乏，大大影响了它的研究规模及其深入发展，使后人将大量的精力要放在资料的考证上，并且这种考证又远不是都有成效的。鲁迅研究则因资料搜集和整理工作的充分，使其能够永远很自然地随同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它不会形成像《红楼梦》研究中作者生平资料的考证那样的滞后性研究任务。 这时鲁迅研究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可分为几个大的类别：一是鲁迅佚文的搜集和整理；二是围绕《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展开的有关资料的搜集和整理；三是鲁迅回忆录的写作；四是鲁迅生平资料的分类辑录和整理。鲁迅佚文的搜集和整理在1949年前有杨霁云编《集外集》，唐弢则于1946年编成《鲁迅全集补遗》，1949年后，他又编成《鲁迅全集补遗续编》，直至“文化大革命”，又有《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等鲁迅佚文的发现。原始资料的搜集和整理是鲁迅研究中最基础的工作，它实质是知识分子保存和显示历史的文化信息的工作，使历史的成为现实的，使隐在的变为显在的。在鲁迅研究中，这一工作原本是可以不受流行话语的任何压力的工作，从而也成为知识分子这个阶层独立存在价值的基础。它自身是有社会能量的，它的能量从第二类的资料工作表现得更为明确而具体。围绕1958年版《鲁迅全集》的注释出版工作，中国的鲁迅研究者搜集整理了大量相关性的资料，实际上使鲁迅作品带着更丰富的文化信息重新进入现实的文化生活中来。我认为，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全集》注释本的出版和发行，不但是中外鲁迅研究史上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它的影响不仅及于当时，更作用于中国后来的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无论如何，鲁迅从那时起已经成了一个不可抹煞的存在，只要考虑到台湾当时禁止鲁迅著作的出版和发行，人们便会感到，大陆《鲁迅全集》的出版和发行对于鲁迅研究乃至对整个中国文化史的影响是何等的巨大了。在《鲁迅全集》的编辑出版过程中，中国的鲁迅研究者还搜集了鲁迅的大量书信，其中一部分因与当时文化官员的声誉有关而被扣压，直至“文化大革命”才予以公布。与此相关的还有冯雪峰为鲁迅答徐懋庸信写的一条注释，也由于同样的原因被迫修改，歪曲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事实，在“文化大革命”中它又被作为周扬等人的一条罪行而披露。我认为，假若我们从文化发展的意义上来思考这两个相连的事件，我们就会感到它其实是独立知识分子阶层的业务活动与当时的文化整合运动相碰撞而产生的畸形历史现象。鲁迅研究的自身需要使知识分子重视鲁迅书信的搜集和整理、重视对鲁迅作品真实背景的说明和介绍，但文化整合运动却使当时的文化官员不敢于承认这些基本事实。他们以转嫁危机的方式掩盖了这些事实，同时又为更高的政治权力所利用，对他们进行了政治上的打击。现代社会的特征是，独立知识分子阶层不能无视政治、经济的现实存在，不能幻想脱离开这种现实仅仅实现自己单方面的发展，但同时整个社会也不能无视独立知识分子的现实存在，不能无视他们独立的价值观念而单方面地推行自己的价值观念。对于知识分子之外的社会群众，鲁迅的几封信件，鲁迅一篇文章的注释，都是无可无不可的事情，只有知识分子中从事本专业研究的人，才会重视它们的意义和价值。但一旦他们从文化信息保存和显示的角度重视它们的存在，政治权力的硬性干预就会与知识分子的严肃的学术活动构成矛盾，这种矛盾同时会影响整个社会的正常政治生活。第三类鲁迅研究资料的工作又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以周作人的《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和他在香港发表的《知堂回想录》为代表。我认为，这种类型是鲁迅回忆录写作中成就最高的一类，对于此后的鲁迅研究贡献最大。这不仅因为周作人的特殊身分和他的广博的学识，更因为他的写作目的的纯学术性。他是以充分浮现有关鲁迅的历史事实和人物为其根本目的的。这使他的作品包含着更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信息。周作人在历史上曾与鲁迅发生过矛盾，有着不同的思想倾向，在政治上也有污点，但这些并没有影响这些回忆文字的价值和意义。《周作人日记》也是鲁迅研究的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第二种类型以冯雪峰的《回忆鲁迅》、许广平的《鲁迅回忆录》为代表。这类回忆作品与周作人有关作品的根本区别在于，他们是自觉以现行的价值尺度回忆和介绍鲁迅的。这样，他们便对自己的直接印象进行了更多的加工和整理，依照自己的主观意图改造了自己的直接印象，其信息量反而被人为地缩小了。冯雪峰《回忆鲁迅》是保存了左联时期鲁迅思想和情绪状况最多的回忆性文章，但他更是以自己的理解介绍这些情况的。它有两个最严重的弱点：以自己的语言概念代替了鲁迅的语言概念；以鲁迅的书面语言代替了鲁迅的日常生活语言。其实这二者之间是存在着严格区别的。这种代换实际给读者造成的是另外一个鲁迅的形象。鲁迅在冯雪峰的《回忆鲁迅》中失去了他的平凡性的一面，这同时也使他失去了亲切性、可感性；许广平所接触的是鲁迅作为一个现实的人的最平凡、最朴素的一面，也是最复杂、最透明的一面，但她没有把这一面当作她写作的重心，而是把外界社会群众也能了解的东西作为叙述的重点，这就使她失去了自己的优势，反而是肖红的《鲁迅先生》更能透视鲁迅更复杂的内心世界。“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朱正的《〈鲁迅回忆录〉正误》披露了许广平回忆文章中的诸多错误和自相矛盾之处，我认为我们应当这样看待许广平的这些错误：她是在维护鲁迅现实声誉的目的下出现这诸多错误的。她缺乏鲁迅那种深邃的思想透视力和独立不倚的精神品格，但她又真诚地想在多变的政治环境中保持鲁迅的社会声誉，这就使她不能不对鲁迅生前的言行随时进行主观性很强的整理和加工。鲁迅与冯雪峰、瞿秋白、胡风、周扬等左翼作家联盟的领导人都分别有着既相矛盾、又相联合的关系，当他们在现实社会中具有崇高的社会声誉时，她片面强调了彼此一致的一面，而在他们在政治上失意之后，她就又利用另外一部分事实将彼此绝对对立起来，这就使她不能不陷于前后矛盾之处。但假若考虑到她的所有这些行为都是被动性的，除了维护鲁迅个人的声誉外她没有其它任何个人的政治目的，也并非利用鲁迅夫人的地位主动消灭自己的政敌或私敌，她的这些错误就是可以原谅的了，而对于她回忆中的一些史实材料，我们还是应当注意进行过细的分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