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以诗歌文化学的理论视角，评析当代诗人梁上泉主体意识形成过程的文化环境，可见故乡北山乡村文化的苏区红色文化启蒙，并没有促使其萌发诗歌主体意识。达城城市文化的国统区革命文化，以其精英文化形态及其师文化极化诗观的具体影响，推动诗人开始诗美创造的实践，表现出自觉的主体意识，从而完成诗人童年经验的文化选择。 关键词 童年经验的文化选择 苏区红色文化 国统区革命文化 精英文化形态 文化极化 50年代中期，梁上泉与闻捷、李瑛、公刘、白桦等10余位活跃在祖国大西北、大西南的青年诗人一道，以其斐然的创作实绩，形成当代诗坛令人瞩目的“边疆诗群”，诗人因此崭露头角，迄今为止，仅新诗集已出版23部。通读之，明显感到诗人童年经验文化选择的存在。它直接影响着诗人题材选择，诗美表现等方面的特点。童年经验是指从儿童时期（现代心理学称从出生到成熟这一时期为“儿童期”）的生活经历中所获得的体验，既有原本的童年生活的记录，还有活动主体对自身童年生活经历的主观心理感受和印象。①童年经验的文化选择属于后者，是童年有关文化环境的印象流露出的选择性，梁上泉童年经验的文化选择，是诗人创作中非自觉表现的，属于学生时代有关文化环境积极影响的印象。 1931年6月，梁上泉出生于地处大巴山腹地，四川达县北山乡的一个农家。抗战时期在家乡念完2年私塾，4年小学，1945年以优异成绩考入达县城“通川中学”，1946年夏转入“达县县立中学”（简称县达中）后，师从李冰如先生习诗词直到1949年底。城乡文化环境自觉不自觉的转换，是促成诗人主体意识形成的必要条件，其童年经验的文化选择沉潜于此。 一、北山乡村文化：苏区红色文化的影响与转型意义 1933年初川陕苏区初步形成，到1935年4月红军撤离北上，暂短两三年间，紧靠川陕苏区中心梁上泉的家乡，天地翻覆。先前封闭、静态、灰暗的乡村文化色调被迅速改换，代之以充满翻身作主人的朝气，昂扬、奋发、热气腾腾的民主革命场面，浓浓地浸透出红艳艳的苏区文化色彩。首先土地革命，封建制经济迅速瓦解，地主豪绅等封建顽劣由颓丧走向没落，劳苦人民抬头走上历史舞台，成为人民政权的主人而精神振奋。其次红色文化普及，川陕苏区文化宣传工作极有声势，主要有戏剧宣传：话剧、歌舞、活报、旧形式新内容的川二簧……宣传苏区政府扩红、分地等政策时事。特别是借用巴山民歌调的歌剧，老百姓特别喜爱，感情十分投入，场面大爆。又有不刻标语宣传红军各部普遍没有制作石刻标语的专业队，利用一切可能钻刻宣传红色政权的文字。数量庞大，遍布巴山，60年后的今天仍能清晰辨认的有4000余件之多。更有流行于苏区的红色歌谣，老百姓传习它，又制作它，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成为苏区生活的真情表现，革命文化意识的真实写照。苏区红色文化用此传之久远，在1935年红军撤离之后，国民党“围剿”的非常时期，仍得到巴山民众自发完好的保护。30年代末川陕边天灾人祸交织的艰难岁月里，民众自觉保护与红军有关的文物。“口口相传唱出许许多多感人肺腑的歌谣，以表达他们革命必胜的信念，坚韧不拔的意志。”②大巴山区成为保存苏区红色文化的宝库。 国民党统治时期，巴山农村地瘠民贫，交通闭塞，文化十分落后。一方面来自城市的文化冲击波因此相对减弱，引起的反馈相应较小；另一方面，又因其没有形成强劲的排他性传统文化，而有较浓厚的移民开放性文化色彩（《通川志》云：巴山“土著绝少，而占籍于此者，率多陕西、湖广、江西之客业”），使之容为接受外来文化，对于苏区红色文化极为敏感，反应迅速、强烈且保存影响久远。梁上泉从记事起到高小毕业前10余年间，没有可能的经济条件，也没有机会远离北山乡。北山是一个典型的农村区域文化所在。梁家更在离北山乡场10里地的大山沟底。四面崇山峻岭，遍布老林，只能步行出入乡里。苏区红色文化是北山最早出现的自觉的农民文化形式。梁上泉小学阶段以前的文化印象，渗透着苏区红色文化的乡村文化影响，这成为其童年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念着童谣，度过无光的童年，幸好童谣就是光。”③苏区红色文化从内容到形式都有鲜明的人民性，强烈的革命功利性自然而然地将民众的生存权、发展权及其他人生权利，与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发展经济、普及教育明白无误地统一在一起。千百年来，民众被封建统治压抑的文化主体意识因此得以苏醒，极大地焕发出文化创造的冲天热情。苏区红色文化最终以民众自己心智制造的形式，得以永久地珍藏在民俗心态之内，口口相传流布于民间文化活动之中。苏区童谣即启发梁上泉童蒙的重要民俗文化形式。但是应该明确的是，苏区红色文化与梁上泉第一次远离家乡120里，到达县城念中学后大量接触到的国统区革命文化是有明显区别的。第一，区域文化空间不同。苏区红色文化是在巴山腹地，文化封闭的乡村中诞生，发展与保存的，具有朴拙的乡村文化形态。国统区革命文化却在政治、经济、文化相对发达，交通方便，信息灵通的城市传播的，具有较为复杂的城市文化形态。第二，区域文化的层次有别。苏区红色文化为满足几乎是文盲的穷苦农民为主体的民众需要，民俗文化品位是目标，成为一种特殊的大众文化。个人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创造者与接受者均以群体为代表，并以群体共同文化需求为媒介，民间戏曲、曲艺、民间歌谣与标语石刻，成为川陕苏区红色文化传播的有效形式即为证明。国统区革命文化的接受者，以市民、工商、学生及知识分子为主，文化品位较高，看重文化精英的个人创造，立足于革命文化统一战线的建设。文化形式尤为讲究。中共国统区革命文化活动的领导者与组织者多为著名知识分子，文化人（例如郭沫若），可见更具精英文化特点。第三，区域文化间的传统继承方式完全不同。苏区红色文化一般生存于国统区地方势力的中间地带，为了适应战争，常需转移，具有一种横向移植的跳跃性。川陕苏区的红色文化，即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苏区搬迁而来，从老区到新区，红色文化常常是在革命的激进行动铲除乡村旧文化代表（例如打掉有宣扬封建王权嫌疑的菩萨）之后开始传播的，文化形式的制造性更多地表现在灵活运用当地民众喜闻乐见的民间文化形式上。国统区革命文化因为城市文化现代文明的适应性，强调的是文化的历史继承，文化形式的制造性体现为精英文化的历史衔接（如郭沫若的历史剧）。所以，苏区红色文化与国统区军部文化的基本区别，当是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分野。理解这一点，梁上泉到达县求学的文化转型意义就有深刻认识的必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