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郭沫若受外国诗人的影响较多，而德国诗人歌德对他的影响最深、持续的时间最长。郭沫若翻译《浮士德》第一部至第二部之间近30年时间，可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其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为：第一个阶段是崇拜、翻译和介绍；第二个阶段是“扬弃”，即弃其糟粕，取其精华；第三个阶段是借鉴和创造。 关键词 郭沫若 歌德 接受美学 翻译 吸取 借鉴 创造 超越 提起郭沫若受其影响的外国诗人，首先是泰戈尔，其次是海涅，第三是惠特曼，第四是雪莱，第五是歌德。歌德在这些外国诗人中虽然居于第五位，但是对郭沫若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而且持续的时间最长。从1916年郭沫若在日本冈山六高阅读歌德的自叙传《诗与真》算起，至1978年逝世时止，约60余年；从1919年开始翻译《浮士德》第一部算起，至1947年译完《浮士德》第二部，也将近30年。不无相似的是，“歌德的《浮士德》，从二十几岁做起，一直做到八十二岁”①前后约60年。诗人之所以多次搁笔与赓续，是因为这部作品容量巨大，“是一部灵魂的发展史，一部时代精神的发展史”，②诗人需要投入的是自己一生的经历和体验，绝非一时的生活体验和心理历程所能承担的。歌德的体会是：每一部重要作品，都是生活的结果。耐人寻味的是，郭沫若翻译《浮士德》的情形和体会也大抵如此。 这60年特别是翻译《浮士德》的30年时间，构成了一部郭沫若的歌德接受史。本文将借助于接受美学的思想观点，采用纵向考察与横向考察相结合的方法，把郭沫若的歌德接受史分作三个历史阶段，着重对郭沫若从歌德那里所接受的理论方面的启示作一些考察和论述。 （一）1919年夏至1928年初——新文学的创始与建构时期 首先划分出这个历史阶段，是以郭沫若着手翻译《浮士德》直至该书第一部正式出版发行为依据的。这个历史阶段，既是中国新文学的创始与建构期，也是郭沫若翻译和介绍歌德的高潮期。 在这个历史阶段的前半期，郭沫若正在日本福冈九州帝国医科大学读书，他的向往和追求在“五四”革命狂飚和西方进步文学的影响下逐渐集中到一点，那就是对个性自由发展的渴望。如前所述，尽管1916年郭沫若因学习德语而阅读过歌德的自叙传《诗与真》，但那时他却陶醉于泰戈尔与海涅的诗歌中，而尚未真正步入歌德的辉煌的文学世界。1919年夏在惠特曼与雪莱的诗歌影响下，郭沫若对个性自由发展的渴望与追求已达到狂热的地步。在这种心态下，郭沫若一旦步入歌德的辉煌的文学世界，便产生了无与伦比的亲切感。他称颂歌德是“向四方八面，立体地发展”的“球形”的“天才”，是“人中的至人”，是“德国文化上的大支柱”，是“近代文艺的先河”。③他还说“海涅底诗丽而不雄”，“惠特曼底诗雄而不丽”，而歌德的诗则是“雄丽的巨制”，“我很想多得歌德底‘风光明媚的地方’一样的诗来痛读，令我口角流沫，声带震破”。④可以说，在中国文学史上，虽然在郭沫若与歌德“想识”之前，即本世纪初，留日学者赵必振曾翻译过《歌德传》，清末民初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兼诗人马君武曾翻译过《少年维特之烦恼》片断，著名的作家和诗人苏曼殊也曾翻译过歌德的几首诗，⑤但却没有一个人（甚至包括与郭沫若通信的宗白华、田汉在内）对歌德及其作品崇拜、迷醉到如此地步。 郭沫若对歌德如此崇拜和迷醉，既出于他对个性自由发展的向往与追求，也与当时的时代有关。他说：“歌德底著作，我们宜尽量多多地介绍，研究，因为他处的时代——‘胁迫时代’（即“狂飚突进时代”、引者）——同我们的时代很相近！我们应该受他的教训的地方很多呢！”⑥他还倡议成立“歌德研究会”，“先把他所有的一切名著杰作，和关于他的名家研究，和盘翻译介绍出来，做一个有系统的研究”。⑦ “歌德研究会”虽未组织起来，但是郭沫若对歌德的“名著杰作”的翻译、介绍和研究却开始了。1919年夏，郭沫若正经受着“学医”与“从文”的矛盾与苦闷，在这种心境中，他开始零星地翻译《浮士德》第一部，特别是第一部开首浮士德咒骂学问的一段独白，就好像出自他自己的心情。他说：“我翻译它，也就好像我自己在做文章。”⑧1920年暑假应共学社之约译完了《浮士德》第一部。他说：“我颇感觉着在自己的一生之中做了一件相当有意义的事。”⑨不幸的是，这部译稿却被“高客先生”拉去“做窠”而未能出版，直至1927年冬郭沫若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蛰居上海期间才改译了《浮士德》第一部，并于1928年2月1日由创造社出版部出版发行。为此，挚友成仿吾同来用膳，夫人安娜“特购‘寿司’（日本制的冷饭团）一大盘”，日本友人内山完造“送来葡萄酒两瓶”，以表祝贺。⑩ 1921年7月至9月，郭沫若译完了歌德的另一部名著《少年维特之烦恼》，感到“实在愉快得至少有三天是不知肉味的”(11)。他称此书“与其说是小说，宁肯说是诗，宁肯说是一部散文诗集”，(12)。该书1922年4月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后，在“五四”精神影响下的一代中国青年立即从中找到了知音，刊于该书卷首的那首弁诗“青年男子谁个不善钟情？妙龄女人谁个不善怀春？”一时在许多青年的口中传唱不息，变成了对封建礼教的挑战和抗议。 除翻译上述两部名著外，在这个历史阶段，郭添若还翻译了歌德的抒情诗和小型叙事诗如《五月歌》、《湖上》，《牧羊者的哀歌》、《放浪者的夜歌（一、二）》、《对月》、《艺术家的夕暮之歌》、《迷娘歌》、《渔夫》、《我的心儿不宁》、《歌者》、《屠勒国王》等，共计46首（包括与成仿吾合译的《德国诗选》中的14首，《沫若译诗集》中的12首，重复的不计）。 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一个作家接受另一位作家的影响，其目的在于吸取有益的营养，进而转化为自己的血肉。郭沫若也不例外。他曾经说过：“我开始做诗剧便是受了歌德的影响。在翻译了《浮士德》第一部之后，不久我便做了一部《棠棣之花》。……《女神之再生》和《湘累》以及后来的《孤竹君之二子》，都是在那个影响之下写成的。”(13)不消说，他在翻译了《少年维特之烦恼》以后所写的书信体小说《落叶》和《喀尔美萝姑娘》，也是受了歌德的影响。对郭沫若与歌德在文学创作方面这种影响和被影响的关系，将另文论述，本文只是点到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