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本文认为周作人早期散文表现了“浮躁凌厉”和“温和敦厚”的两种不同风格，二者又对立统一于“平和冲淡”的形式中，共同体现了显著的艺术特色：于冲淡中见情趣，于平和中见凌厉。前一特点体现在取材、意境创造和语言运用上，后一特点则体现在讽刺艺术手法、“湛然和蔼”的形式即句式和词语的选择、运用上。 关键词 周作人 早期散文 冲淡 情趣 平和 凌厉 周作人早期的散文，指的是他在30年代以前的散文作品，即1918年开始在《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上发表文章，到1929年底写作《三礼赞》几篇文章为止，这段时间的散文作品。这时的周作人，是作为新文化战士出现在文坛上的。在此之前，他虽然已经开始了文学活动，但主要是译介外国文学作品，影响不大；在这以后直到30年代末他落水附敌时为止，则是他散文创作的中期，思想的停滞空虚使他的文风转向清涩干枯；而再往后，则已是他散文创作的后期，思想的阴暗和政治上的堕落，更使他的文章变得晦涩古奥，简直难以卒读。周作人中、后期的散文创作虽不能绝对地说无一可取之外，而他散文创作的生命与价值主要在早期，其为人们所称道的显著特色也主要在早期，这是可以肯定的。 早期的周作人，总的来说，是奉行了以个人主义为本的人道主义，但是由于客观情势的影响和主观思想各种因素的消长，有时又表现出积极的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倾向，这时他是战士、是“叛徒”；有时则又表现出消极的中庸主义、现世主义倾向，这时他是绅士、是“隐士”。这两种不同的思想倾向反映在他的散文里，就表现为“浮躁凌厉”和“温和敦厚”两种不同的风格；既有“悠然南山”之容又有“金刚怒目”之貌（许志英：《论周作人早期散文的思想倾向》）。它们是对立的，然而又统一于“平和冲淡”的形式中，共同体现了他早期散文的艺术特色，即于冲淡中见情趣，于平和中见凌厉。 一、于冲淡中见情趣 “于冲淡中见情趣”，是说周作人早期散文的意境是清淡的，而情趣却是悠远的。这种清淡的意境和悠远的情趣，何以会具有“感染人们的力量”，又如何形成呢？我们不妨先举一例：“荠菜是浙东人常吃的野菜，乡间不必说，就是城里只要有后园的人家，都可以随时采食，妇女小儿各拿一把剪刀一只‘苗篮’，蹲在地上搜寻，是一种有趣的游戏的工作，那时小孩唱道：‘荠菜马兰头，姊姊嫁在后门头’。”这是周作人写于1924年名篇《故乡的野菜》中的一个片断。这里记的不过是极平常的事物，用的也全是极浅白的口语，可是他娓娓道来，悠悠说去，平淡无奇的事物竟变得新鲜而饶有兴味，字里行间映出一幅淡彩素描的风俗画，透出了一缕浙东农村清新的泥土香味，尤其是当我们读到最后一句儿歌童谣时，对于那乡村生活的情致，禁不住要悠然神往甚至于陶醉了。 这种魅力，究竟来自何方？只要我们稍作探究，不难发现作者的艺术匠心。 着意于平凡的材料，于无奇中见奇，这是作者在取材上的匠心。远在日本留学时期，周作人就对于希腊神话善于“把粗材都造成美的影象”（《知堂回想录》）的独到之处不胜向往，直到晚年犹称赞不已。在《平民的文学》中，他明确主张，“平民文学应以普通的文体，写普遍的思想与事实”，反对写“普遍”以外的毫无“切已”的事。这个“普遍”、“切已”，就是与自己关系密切的普通平凡的人与事。他早期散文的取材，正是遵循这个原则。只要翻开他早期的《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等几个集子，浏览一遍扉页后面的目录，我们就会发现他取材的平凡和随便：谈玩具、话爆竹、记谜语、说恋爱固然可以成篇；吃酒、喝茶、坐船、听雨也可命笔；就是苍蝇、鸟声、菱角、野菜，也无不可以采之入文。所谓“宇宙之大，苍蝇之微”，身边碎事，生活琐闻，在他眼里，几乎没有什么不可以涉笔的。但是，他对这些平凡的材料，并不是采取自然主义的态度，照搬进自己的文章，而是经过一番剪裁取舍，安排润色，赋以新的含义，借以抒发自己的情怀，发表自己的见解，因此，往往能使人耳目为之一新。总之，不屑追求诡秘奇险，专门着意于平凡的事物，正是周作人早期小品取材的特色，而其奥妙也正在这里：因为材料平凡，人们司空见惯，才见出“平淡”；把平凡的材料组织成“趣味之文”，发掘其深意，才见出“新奇”。古人所谓“人人意中所有，人人笔下所无”，“于无奇处见奇”，就是这个道理。 将叙事、说理和描写，“都浸在自己的性情里”，显出“平淡自然的景地”，这是作者在意境创造上的匠心。周作人早期的散文小品特别注重性情和意境，这是毫无疑问的。他多次表示“作文极慕平淡自然的景地”，强调小品文是“言志的散文”，是“以抒情分子为主的”。他平常读书所感兴趣的，也是“于文字之外，着重所表现的气象与性情”（《知堂回想录》）。他这里所说的“性情”，当然是指个人的真情实感；而“景地”、“气象”则是指的意境，它是作家借助于一定的社会生活画面，来抒发自己的感情，创造出的一种附丽于艺术形象的精神境界。那么，怎样才能创造这样一种境界呢？他主张“集合叙事说理抒情的分子，都浸在自己的性情里，用了适宜的手法调理起来”（《冰雪小品·序》）。我们且看他是用哪些手法来“调理”的。 将叙事“浸在自己的性情里”，显出一种“真挚的”美，这是他的“调理”手法之一。崇尚“真挚的感情和事实”，反对矫糅造作，雕章琢句，这是周作人早期一以贯之的文学主张。早在文学革命初期，他在《平民的文学》一文中就提出，新文学创作“应以真挚的文体，记真挚的思想与事实”，这就是要像说话一样，说及自己的事，那时心急口忙，只想表出我的真意实感，自然不暇顾及那些雕章琢句了。”他接着说，只要能这样做，“真为主，美即在其中了”。后来他的很多文章，都不厌其烦地一再强调这一点。他早期散文创作也确实实践了他这一美学原则，做到“用平淡的谈话”来“说及自己的事”，表现出一种“真挚的”美。随便举几例，“日前我的妻往西单市场买回来，说起有荠菜在那里卖着，我便想起浙东的事来。荠菜是浙东人春天常吃的野菜，乡间不必说，就是城里只要有后园的人都可采食。”（《故乡的野菜》）“我们小女儿生病的时候，齐女士很惦念她；现在若子的病已经好起来，还没有到学校去和老朋友一见面，她自己却不见了。”（《唁辞》）“紧张透了的心一时殊不容易松开来。今日已经是若子病的第十一日，下午因为稍觉头痛告假在家，在院子里散步，这才见到白的紫的丁香都已盛开，山桃烂漫得开始憔悴了。”（《若子的病》）这些都是平淡的谈话，没有华饰的词藻，没有惊人的情节，叙述的又都是家庭生活的琐碎事，也没有什么重大的意义可言，但是由于所记的都是真实的事，又浸透了作者真挚的感情，因此读来仍然觉得亲切感人，使人在细细的回味中，常常引起悠远的情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