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84年一位批评家在一篇关于茅盾的书评中曾不无感慨地说，“与鲁迅研究相比，茅盾研究的成熟期可能还未到来”①，如今十年过去了，也许目下的茅盾研究还不能说已从根本上扫除人们心头的这种遗憾，因为，究竟还没有出现如瞿秋白、茅盾、冯雪峰之于鲁迅那样的批评大家、拥有一支数量可观的研究队伍、产生如别、车、杜那样一言九鼎的经典批评之作。但是，无可置疑的是，这十年间的茅盾研究确是有了长足进展，队伍扩大、成果纷涌，水准大增，在绚烂多彩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占有着十分显赫的位置，预示着一个成熟与辉煌时代的来临，假以时日，也许不会很长久，茅盾研究将会如鲁迅研究一样，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一门“显学”。 2 近年茅盾研究的崛起与活跃，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必讳言，像茅盾这样一位不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而且在中国现代思想史革命史上留下深刻印痕的文化巨人，政评显然是拓展茅盾研究天地的第一通道，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1981年茅盾逝世后，中共中央关于恢复茅盾党籍的决定和胡耀邦代表党中央所致的悼词，恢复了茅盾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著名活动家与伟大革命文学家的本来面目，同时为茅盾研究的深入开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政治理论基础，廓清了茅盾研究道路上的迷雾，使研究者得以站在中国革命史思想史的高度重新审视这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多方面的业绩和贡献，从更广阔的视野重新估价茅盾的文学活动和文学成就，在更深刻的意义上准确理解茅盾的创作批评道路，而其意义绝不限于茅盾研究本身，无疑会在更大范围内有助于科学总结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规律及其内在的矛盾运动，这一态势在近年茅盾研究中已深刻显示了出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更加彰明昭著。 如果从学术发展的自身角度言，茅盾研究的拓展和整体学术水平的提高又是与中国现代文学乃至整个文学研究水平的提高密切相关的。茅盾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茅盾研究也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对于一个曾经活跃于中国文坛六十余年之久的伟大革命文学家，茅盾研究的活跃以至成熟不能不受着学科发展水平的制约，二者互为表里。稍事涉猎，就不难发现，这十年中国现代文学乃至整个文学研究观念、手法、模式的深刻变革，无不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渗透进茅盾研究中。 约略言之，这种制约，影响和推动可以从三个方面测度出来。第一，也是最根本的是对文学本性的反思，亦即文学本体观念的变革和更新。没有理论的深入就没有批评的深入，如韦勒克在谈到理论、批评和文学史三者关系时所说的，“它们之间关系如此密切，以致很难想象，没有文学批评和文学史怎能有文学理论；没有文学理论和文学史又怎能有文学批评；而没有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又怎能有文学史”。②鉴于以往对文学本质功能的狭隘理解和对文学自身特性的漠视，近年来整个文学界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和开放姿态从哲学、美学、文化学、人类学、心理学、语言学等多种角度，对文学的本性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这种反思既是在对十九、二十世纪世界文学思潮的全方位观照中进行的，又是在对中国传统的特别是近百年来文学观念的历时性回溯中进行的。也许对文学本性的探索永远不会有终极结论，然而这十年间的努力，使人们对文学本性的认识和理解，无论其内涵抑或外延又确确实实丰富深刻多了。虽然角度不一，认识各异，仍然可以寻绎出某些基本意向，即在肯定文学的意识形态属性的同时，对文学的审美特性和语言的中介功能的认识是大大深化了。文学本体观念的变革不能不影响到批评观念的变革和更新，因而不能不影响到对茅盾及其作品的研究，使之具有更为严格的“文学的眼光”，更其重视审美的形式的创造，具有更为丰厚的文化蕴涵，因而也具有更大的包孕性。而不再仅仅是一种政治判断或内容阐释。 第二，对中国现代文学认识的不断深化，亦即“文学现代化”观念的提出，把对这一学科的认识和评价的标准从政治的层面转到历史的、美学的层面。王瑶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中曾精辟地分析了从十七年的“社会主义”标准到“拔乱反正”时期的“反帝反封建”标准，再到“现代化”标准的演变、深化过程及其文学史意义，无论是以社会主义因素的多寡，还是以反帝反封建倾向的鲜明深刻程度作为衡人衡文的标准，着眼点都在政治，是一个非文学标准，而较少考虑文学自身特性及其发展规律。所谓“文学现代化”，包括文学观念、作家心态、感受、思维方式、艺术内容、形态、语言、手段等等的现代化，它要求从中外文化交流、撞击、渗透与融合中，从对中国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转换中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存在与发展。这一批评标准和研究指导思想上的突破性转换不仅对于学科建设具有重大指导意义，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而且极大地拓展了茅盾研究的思路和视野。单一的政治视野或政治——艺术二元的思维模式被打破了，孤立的文本批评或封闭式的发展道路研究已难以立足，代之而起的是一种整体批评观，它要求从广泛的世界联系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理解茅盾、看待茅盾的文学道路与文学业绩。批评者们几乎很少有人否认这一点，即茅盾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世界，不仅属于历史而且属于现在和未来。这就为茅盾研究提供了一个基本参照系。 第三，是批评模式和研究方法的调整和更新。近十年来，新方法论热和科际整合热这两股强劲浪潮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学批评界，同样深刻影响了茅盾研究。现实生活和对象主体的精神世界是如此丰富多彩。僵化的单一社会学批评模式显然难以适应多样的批评对象，无法洞彻生命的底蕴，因而批评方法和模式的多样化乃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要求。差不多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仿佛存在这样一对悖论，一面是大声疾呼回到文学本身，一面是人文主义的科学主义的各种外于文学的各学科对文学的大举入侵，跨学科批评蔚然成为批评的主潮。文学的自律和他律是相辅相成的，文学的存在以它特定的对象人类生活为依据，这一特性本身就内在地决定着，文学批评有它自己的一套运作规律，同时，又成为各学科的交汇点，这已为二十世纪世界文学批评所证明。其实，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主张的历史的、美学的批评，也是一种跨学科、跨文化批评，而五四后的三十年间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实未尝定于一尊。在这两股强劲浪潮的推动下，茅盾研究也呈现出一种多样化的趋势，传记批评、比较批评、鉴赏批评、文化批评、社会学批评、精神分析批评、叙事学批评，等等，不一而足，在多样的把握中，日益深刻丰富地趋于对对象的本质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