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阳译 这个介入的题目是受了阿城本人1991年3月寄给我的一封信的启发，他对我是这样说的： 早先，笔记小说(essai ou note)在中国十分发达。在某些阶段，它的地位几乎与散文平起平坐。后来，自1949年以来，甚至自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散文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飞跃。可以这么说，半个世纪以来，尤其自1949年以来，散文经历了它的“黄金时代”，以鲁迅为代表。这一阶段，文化人差不多个个写过杂文(zawen)。同时，短篇小说同样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这种飞跃的原因之一得力于西方小说的翻译——小说在中国的地位很低，所以，人们称之为小说（“menus propos”或“discours mineurs”，据安德烈·莱维的译法）。长篇小说(long menus propos)这一术语里有一个矛盾。所以在中国出现了与传统章回小说不同的小说。然而，我认为，中国并不存在任何为西方术语接受的小说。我想，这是因为，中国文学传统基于诗，而散文，文学传统则基于《史记》，司马迁的《史记》、笔记、话本、章回小说，（《史记》是具有文学特点的各种描写的开端，已不再是历史传统。）所以，目前，小说（甚至长篇小说）的写作是可能的，但不是“长”小说。然而，笔记这一文类消失了。这是我想写笔记小说的理由之一。1984年，我开始一段一段地写些我的《遍地风流》，差不多在1985年，杭州的李庆西确认了“新杂文”（就象人们讨论“新小说”一样）。接着又有一些人写了笔记小说。在写笔记小说的当代作家中，我偏爱汪曾祺。说实话，汪曾祺是忠实于笔记小说的唯一作家。这种文类大概同时具有诗、散文、随笔和小说的特征。可以通过它把我们的许多遗产传之后世，同时可以在描写中超前进行各种各样的实验，例如句子的节奏、句调、结构、视角等等。我喜欢西方音乐，我记得，正是一边听着贝多芬的最后弦乐四重奏的某些乐章时，我突然领悟到我的一些随笔应该如何写。 这封来信是一份宣言。阿城在信中向西方证实，他不采纳传奇故事式的形式，他清楚地将此形式区别于传统的中国小说：章回小说(roman a episode)。这一尝试与阿城的美学追求相吻合，被两位评论家苏丁和仲呈祥所指明。他们指出阿城在当代文学思潮中如何附属于中国传统，有如中国水墨画，与张辛欣、刘心武、张贤亮那样的作家紧密依附的西方传统成为对照，确切地说，他们的作品令人想起西方的油画。① 阿城本人在1986年1月出版的香港《九十年代》杂志上，就他的创作手法发表了一篇长篇访谈录，他在访谈录中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他不可能在一种激动状态下写作，他追求某种思想状态的展示，这种状态他不能确定，但对他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此，至少在表面上，他远不是一个钟情于写作、一百次重复这样那样的句子的作家。阿城举了《棋王》中他的主人公王一生和九名对手的著名棋局。他在绝对安静中一句接一句写了这一段，未感到丝毫激动。“激动的是读者，而不是我。”② 形式 阿城的作品总共由三个中篇小说《棋王》(1984)、《树王》(1985)、《孩子王》(1985)，六个短篇小说《迷路》、《傻子》、《周转》、《卧铺》、《会餐》、《树桩》(1985)，以及以《遍地风流》(1986)为题的文章组成。阿城从没有写过长篇小说。另外，他每月一次在每一期《九十年代》杂志上发表一篇很短的文章，他已发表了三十三篇这种类型的文章。按照发表时间先后，可以发现，阿城在他的短文中，舍弃了浪漫传奇的形式，使之成为新形式，他确认为随笔或笔记小说。 假如查一查艾田蒲提出的标准，长篇小说从五万字算起，一万字以上就不再是短篇小说。在一万字到五万字之间的短长篇和长中篇，与中国人所称的中篇小说相当。在《三王》中，《棋王》二万六千字，《树王》二万四千五百字，《孩子王》二万八千字。因此，阿城的所有作品，可称为短篇或杂著一类。 作品的构思 一部长篇小说的写作需要一种总体的构思：一个提纲的确定，人物之间的关系，人物之间行为的变化。阿城的举动独辟蹊径。事实上，他处在中国传统小说起源的直线上：口头。事实上，在当作家以前，阿城一直画画，随后受到喜欢听他讲故事的朋友的催促，他本人说，想到作者的权利会使他冬天买到白菜，于是他决定写作。他那说书人的才能来源于下乡知青的阅历：他向农民和他的伙伴们讲书中的故事，让他们得到消遣，那些书他在父母的书斋中读过，他的母亲让他卖给书商以便养家糊口！于是阿城从口头转到了笔头，就像中国文人通过文字转述街道里巷故事，并记录在“话本”中一样。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作品和故事的构思在他的第一部小说《棋王》中极为简明扼要：一个青年家中困难重重，首先寻求他的生活保障，然后寻求活下去的新理由：奕棋。从那以后，按阿城自己所说，其余的事接踵而来。他限于按事件发生先后讲述事件。《棋王》的创作是下乡这一偶然事件的成果。阿城获得了某种人生经验，他的朋友们促使他回北京后重新誊抄，他根本没有期待引起轰动，因为他说，“我写过的东西于眼下人们可以读到的东西截然不同。”而正是这种新颖给阿城带来了成功。 阿城一旦成名，他会试着写一些包含更复杂的情节和人物，结构更完整的长篇小说吗？他创作构思本身不允许他这样做。他清晰明确地指出，他需要一种特殊状态下的感觉才能写作（比如听贝多芬的四重奏），即使平静会胜过激动。继《棋王》之后发表的两部小说是文学杂志总编约稿的结果。阿城离群索居，写作《树王》，然而，作品的总构思是相同的：叙述者按照年代先后讲述故事，他到云南的一个农场时，事件在他那个村里发生。游离于《树王》之外的补充方面是他那神奇和奥秘的观点，与实行党的指示的知青的理性态度。在《孩子王》中，作品的构思也同样简洁。一个知青被指定为云南一个边远学校的小学教师，他试图让他教的孩子们获得汉语的一些初步概念，而不是通过官方课本和报刊口号的“木头语”(langue de bois)。他的方法使他的上级不悦，于是他被辞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