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关心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人来说，王梓夫这个名字并不陌生。他和许多年龄仿佛的中国当代作家一样，是从那些艰难岁月的广阔天地跋涉过来，又在新时期之初开始登上文坛的。虽然，他从未有什么作品产生过惊人的“轰动效应”，或被某些评论家封为这个主义或那个主义的新潮作家而大红大紫过，但十多年来，他靠了勤奋踏实的笔耕和小说创作的实绩而拥有众多的读者。尽 管我读到的只是他的一个中短篇小说集（《都市里的11种爱情》）和新出版的一个小说选集（《王梓夫小说选》），而远不是他的小说创作的全部（一部长篇小说和五个中短篇小说集），便已深深感到，他是一位有才华和有特色的小说作家，并深信他的作品是具有持久生命力的。 一 王梓夫这两个集子里的小说，都写于八十年代。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他这个年龄和经历的许多作家在小说创作特别是初期的小说创作中，主要以知青生活为描写对象，他的创作视野要广阔得多，他的小说是多侧面、多色调地反映社会生活的。他作品的主人公既有上山下乡和返城工作的知识青年，也有农民、干部、文化教育工作者及其它职业的形形色色的人物。而且，他往往不去正面反映社会生活的主流，只是把它作为作品的时代背景，而集中笔墨去描写人物和人际关系，描写人物的生态和心态、性格和命运。 他这两个集子中最感人的小说，也许是那些描写北运河农村妇女的生活和命运的作品了。短篇小说《嫂子》就是最优秀的作品之一。主人公嫂子为了忠实于丈夫临终的嘱托，把父母双亡、从小靠他们养活的小叔子“我”抚养成人，情愿终身不嫁，历尽艰辛，饱受痛苦：由于奶水不够两个孩子吃，她顾得了“我”而顾不了新生的女儿，女儿终于夭折了；在困难时期，她由于不忍心看着“我”挨饿，偷了生产队几块红薯，就被当做“贼”抓起来；她毅然拒绝同她相好的麻队长要把“我”送交孤儿院作为与她结婚的条件；由于群众认为她和麻队长相好是不守贞节的表现，在文革期间，她被作为“大破鞋”批斗，在那个人们把贞节看得无比神圣的小乡村里，她成了人人害怕的魔鬼和“霍乱菌”，就连心眼最好的人也不敢公开地表示丝毫同情。文革的风暴过去了，嫂子在人们的心目中，仍然“低人十八等”。“我”吃嫂子的“挂落”，也在村子里抬不起头来，虽已是二十三岁的大小伙子了却从未有人登门提亲。而嫂子却固执地认为，“我”娶不上媳妇是因为家穷。于是一连几年拼命纳鞋底挣钱，自己省吃俭用，攒钱想盖房子。后来，由于麻队长的瘸腿媳妇帮忙，“我”好容易才当上了“倒插门”的女婿；女方还不认她这“臭名远扬的嫂子”。从此，嫂子在“我”哥哥留下的破旧的小木屋里过着孤独凄清的生活。偶尔去探望一下“我”，也要承受“我”的妻子“那阴沉沉的脸和冷冰冰的目光”。多少年来，嫂子就这样背负着物质上和精神上沉重的双重痛苦活着。而她却始终无怨无悔，直到死去。 这个只有八千来字的短篇是沉甸甸的。我以为它的深刻之处，在于写出了嫂子这个朴实善良的农村妇女那种令人吃惊的忍辱负重、可悲可叹的人性美。从她的身上，读者可以看到我们民族“一诺千金”的可贵以至堪称崇高的传统美德。同时，从她的悲惨遭遇，又可以看到几千年来封建礼教的流毒之深。即使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在许多人的意识中，也还存在着它的深深的烙印。 当然，一篇小说的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写什么，而且取决于怎样写。《嫂子》是采用第一人称单数的视角写的，它通过“我”感情真挚、对往事充满内疚的心情娓娓的叙述，以及对小说时空变换的巧妙的安排，在读者面前逐步展示嫂子的性格和命运，以及同嫂子的一生遭际息息相关的人文环境、风土习俗，既真实生动，又亲切感人。还有小说的结尾，描写“我”的妻子在看到嫂子临终前交出多年积攒起来准备给“我”盖房子用的许多钱币时，忽然爆发出“悲惨哀伤”的嚎哭，而在送葬回来的路上，却忍不住对“我”说：“来的时候，我只想看看嫂子还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没有，真没想到，嫂子有这么多钱，这么多的钱！”这欧·亨利式的一笔，给充满悲剧色彩的小说安上了一个喜剧性的尾巴，把一直自以为在人格上高人一等而鄙视嫂子的妻子的心灵暴露无遗，同时把反差强烈的人性的美和丑的对比推向了极致，令人啼笑皆非。而小说描写“我”对失态妻子的“暴怒”和无限悔恨的“放声痛哭”，又终于显示了作家有美有刺、爱憎分明的倾向性。所有这些，也都是小说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这两个集子中，还有一些作品描写了北运河农村妇女的苦难生活和悲惨命运。如中篇小说《荷魂》，同样是成功之作。它写黑牙村一个叫荷花的温柔美丽的少妇，被输了钱的丈夫卖给一个地痞，由于不堪凌辱而在荷花塘投水自尽了。从此，她那冤魂就经常在荷花塘周围飘荡。凡是被她的魂灵附体的女人，就会生出“一种疯哭疯笑、疯打疯闹的病”，搅得全村人不得安宁。这篇小说的写法和《嫂子》不同，我们可以把它作为寓言式的警世小说来读。它描写的一个个“荷魂附体”的故事，似乎是荒诞不经的，但在那荒诞的外衣里，却包裹着血淋淋的人生。和荷花一样，草妞和菱姑其实也都是封建买卖婚姻的牺牲品。草妞没有实现她同相爱的放蜂小伙子的自由结合，而终于投荷花塘自尽了；菱姑则几经折腾，被扭曲了人性，既是受害者又是害人者。作家描写那几个被“荷魂附体”的女子悲惨的生活和命运，其实是控诉在我国农村至今仍然十分猖獗的买卖婚姻的罪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