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长篇小说，在《大家》创刊号上，作家王蒙曾讲过这样一段话：“短篇小说是真正的艺术。长篇小说也是艺术，但尤其不是艺术，是非艺术，是人生，是历史，是阴阳金木水火土，是灵肉心肝脾胃肾，是宇宙万物。”这段话，无疑是具有丰富的长中短篇小说创作经验的王蒙的肺腑之言，是他在数十年创作生涯中悟到的关于长篇小说创作的精粹之论。在一定意义上，我们也可以把这段话语理解为王蒙基本的长篇小说观。在这样的前提下，解读王蒙的长篇新作《失态的季节》（载《当代》1994年第3期），我们即可对王蒙以上的论述产生更真切也更为直观的理解和顿悟，在笔者看来，《失态的季节》正是这样一部较全面完整地体现了王蒙的长篇小说观的具象文本，但是这个结论的得出并不意味着王蒙在这部长篇的创作过程中忽视了艺术技巧的运用，忽视了小说的艺术表现层面，而是要强调地说明，虽然在这个文本中王蒙仍然在诸如作品的叙述结构叙述语言等艺术表现手段的运用上有其匠心独运之处。但是支撑整部长篇成功的主要因素却是如王蒙所言的那些非艺术的东西。是作家对人生的独到而深刻的领悟与认识，是作家对历史所进行的细密的考察和深刻的观照与反思，是作家通过对钱文萧连甲们在“失态的季节”中的种种生态与心态的描摹和再现，所表现出来的对人性丧失的悲悯和对人类命运的体悟与探寻。 《失态的季节》是王蒙“季节系列”长篇小说的第二部，是一部既与《恋爱的季节》有某种内在的情节与精神联系，同时却又相对独立成篇的长篇小说。如果说《恋爱的季节》是饱经人世沦桑后的王蒙对已拉开了相当时空距离的建国初期生活所作的极富理性与反思色彩的冷静审视，在其中凸现的乃是作家思想中所根深蒂固的一种“五十年代情结”的话（参见拙作《爱情、历史与“五十年代情绪”》载《当代文坛》1993年第5期），那么《失态的季节》则是王蒙自己刻骨铭心的“右派”生活的一次充满理性与反思色彩的全面观照与审视，在其中凸现的乃是作家面对那段特殊生活经历时的一种矛盾复杂的心态以及处于九十年代这一历史语境中的作家对那段历史所进行的极为冷静的返顾与思考。应该说，对王蒙这一批“右派”作家而言，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的那场突如其来的历史风暴是极难忘怀的。本来风华正茂充满革命热情的青年布尔什维克忽然就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向党发动猖狂进攻的“右派”分子，革命者就变成了反革命者，人生位置的前后反差之大是令人难以接受的，而“右派”分子下放农村后所饱尝的那种肉体和精神方面的非人遭遇又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可以想见，这样一段奇特的凄惨的人生遭际肯定会在作家的内心深处留下很难愈合或者干脆就是不可能合的心理创伤。对于作家这一种特殊的职业者而言，在某种意义上，这样一段非人的经历遭际则可以被视为生活的一种馈赠，可以成为文学创作的一个题材来源，一个永远的表现对象。换言之，王蒙的这种奇特的人生体验乃是作家相当宝贵的一笔精神财富。 自“文革”结束起始，迄今已有近二十年时间了，其间表现“右派”生活的作家作品可谓多也，窃以为，其中影响最巨者当首推张贤亮与从维熙。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雪落黄河静无声》、《凤泪眼》等，均是新时期曾名噪一时的小说名作。然而，细究张贤亮从维熙的上述小说文本，我们可以发现，其中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浪漫化”倾向。所谓“浪漫化”倾向，乃指作家创作的本来意图是以真实的现实主义笔法展示那段惨痛的“右派”生活图景，但在具体的话语操作过程中，或许是由于作家无意识中的某种“自怜”“自视甚高”的情结的作用，自觉不自觉地对自己作品中的主人公的人生遭际进行了人为的矫饰，对他们的精神境界进行了人为的拔高，这样做的结果就导致了主人公形象在一定程度上的失真，并进而减弱了作品的思想力量与艺术表现力量。比如张贤亮的那位著名人物章永，虽然是一位落难的“右派”知识分子，但却总是能得到象马缨花、黄香久这样圣母般温柔可人的社会底层女子的倾心恋慕与真心爱抚，得到一种真诚的情爱补偿。这样的情节设计一方面是中国传统的“公子落难，佳人相救”的文学原型的一种再现。 同样的道理，从维熙笔下被羁押在狱的葛翎为了扎制花圈悼念周总理，竟登梯攀墙摘玉兰花，终于被枪杀在墙下的英雄主义行为（《大墙下的红玉兰》），以及索泓一如同章永磷一样的不断遭逢的艳遇，在笔者看来，都是具有明显的“浪漫化”倾向的情节设计。在对他们作品中的主人公的人生遭际进行人为矫饰的同时，张贤亮从维熙又自觉或不自觉地对这些主人公们的精神境界进行了人为拔高。于是，身处逆境中的章水，便忧国忧民，反复研读《资本论》，便在潜意识里与孔子、马克思等先哲们进行着高层次的具有哲学意义的对话，便以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潜隐心理期待着未来某一日在大会堂开会时发现的辉煌感。而身陷囹圄的葛翎则可以以赢弱的身躯迎拒老反革命分子马玉麟和流氓头子俞大龙的挑衅，以机敏和睿智同靠造反起家的“人狼”章龙喜巧妙周旋，凛然一副不失革命本色的老共产党员的崇高气概。窃以为，这样的情节设计乃是作家过份偏爱自己的主人公的结果，同时也是作家意识中一种尚未彻底清除的“英雄主义”人物观作祟的结果。当张贤亮从维熙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上述“浪漫化”的倾向强行赋予他们作品中的主人公身上的时候，这种违背艺术规律的处置方式必然会给他们自己的作品带来一定程度上的损害。在笔者看来，这种损害首先表现为作品真实性的弱化，章永磷索泓一式的艳遇的出现，就使得本来冷酷凄惨无比的“右派”生活莫名地具备了某种田园牧歌式的情调，莫明地笼罩上了一层美丽动人实质却虚幻至极的七彩光环，因而也就在无形之中淡化了作品的悲剧意义，弱化了对实在的“右派”生活的原生活进行艺术再现的真实程度。其次，这种损害还表现在对人物的思想与精神深度的挖掘上，当作家过份偏爱自己笔下的人物的时候，这种偏爱所导致的“偏见”就会在一定的程度上遮蔽作家的艺术视野，并对作品本来应具有的对人性历史的深层透视形成某种妨害。可以想见，王蒙对张贤亮从维熙等作家的“右派”小说所存在的上述“浪漫化”倾向是有所洞悉有所觉悟的，而且我们也不难在他自己的《布礼》、《蝴蝶》等涉及表现“右派”生活的小说中发现上述“浪漫化”痕迹的存在。王蒙不满足于在原有的基础上重复别人也重复自己，他在竭力地寻找一种更恰切的叙事方式来表达自己立足于九十年代的历史语境中对那段沉重历史的整合性的全面思考。笔者认为，《失态的季节》就是这样一部突破了“文革”结束以来所有“右派”小说创作模式的有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这部长篇小说完全打破了人为矫饰与拔高的那种“浪漫化”的表现方式，相当逼真地重现了那场历史风暴的原始风貌，重现了在那场历史风暴的突袭下，钱文萧连甲这些“右派”知识分子各种各样的“失态”情形，在审判历史的同时也对这些知识分子内在精神世界进行了严厉的毫不容情的自审，因而在艺术表现的力度和深度上都大大地超越了前一个时期的“右派”小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失态的季节》代表了迄今为止中国作家对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的那场历史风暴所进行的历史性反思与艺术性表现的最高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