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化万花筒和灵魂裸游人 王朔创作的后现代性还表现在他的小说包容着文化转型期纷繁矛盾的社会万象和多重交织的社会心态，他的作品似乎是拼凑而成的社会文化的万花筒，而他的叙述人尤其是顽主小说的叙述人和一些重要人物，由于激进到虚无程度的人性嘲谑、人性呐喊，而成为反文化、反文明的先锋，成为脱却一切文化包装的灵魂裸游人，即顽主“真人”。上文论及的王朔小说创作无选择地兼收并蓄，使他的作品成为文学的万花筒。但文学制约于文化，能引起公众注意的文学现象首先是能成为社会文化心理某种焦点的文化现象。 在顽主叙述人身上可以发现浓厚的传统意识。在较早的作品和《千万》以前的顽主小说里，顽主叙述人（石岜、橡皮人、于观、方言等）大都具有相当文化修养，知晓一些中西文化知识，并且关心古今中外社会大势，有的还从事或开始从事写作，在嘲谑和调侃中，常显示出与普通男女顽主不同的聪敏、机智、幽默、犀利甚至雅气。如石岜（《浮出海面》）出院后吟哦刘禹锡的诗“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含蓄且蕴藉地指刺于晶的性爱生活，这并非一般顽主和受普通教育者所能立即理解的。顽主叙述人虽然整日地他嘲自贱，无所不为，包括和女顽主（喇）们厮混与普遍顽主在无耻卑劣方面没有区别，却能得天独厚地屡屡获得一些有文化的、有职业的纯情少女垂青，一见倾心并痴情一贯。而顽主叙述人也往往浪漫主义地在自己心灵里为她们保留一片圣地，甚至一提到她们就内心痛楚，脸上变色。橡皮人对张璐既存恋爱之心，也持敬重之意，从未侵犯。最值得注意的还是顽主叙述人那种认为自己高于大众的强烈的自我人格尊严，这在顽主群体中是反常的，是与嘲谑对立的意识，但也是非常隐蔽的。如橡皮人自思自量： “我知道自己是有来历的。当我混在街上的芸芸众生中这种卓尔不群的感觉比独处一室时更为强烈。我与人之间本质上的差别是那样的大，以致我担心我那副平庸的面孔已遮掩不住我的非人，不得不常常低下头来，用余光乜斜着浑然不觉的人。” 这完全是自普希金开始塑造一直延续到中国现代文学中那种多余人或零余人的自我感觉。他们自视鹤立鸡群，又被社会拒绝。《橡皮人》篇末，当马汉玉和橡皮人谈话，前者问他们为什么不找个正经工作，后者答曰：“我和别人不一样”，并解释：“从外表是看不出来的，只有我自己心里明白。”而且认为除非是“有点头脑的人”不会了解他。顽主叙述人这种特殊的自我价值定位绝不外露，甚至在自己人的圈子里也生怕人觉察。当老练的李白玲向“橡皮人”煽情：“我喜欢你的忧郁，说不上来的那股酸劲儿”，他暗暗吃惊地说：“我希望我在别人眼里是个快快活活的、没心没肺的人”。当她说他骗得了别人骗不了她时，他“心中升腾起一种被人洞悉的怒火”。在《心跳》中，顽主叙述人这样隐秘的自我认识以一种畸形状态显现。方言说：“我是从不放弃当主角儿的机会。” 可以理解，当顽主叙述人自称为“橡皮模拟人”即非人时，也流露出难以觉察的对自我被异化的愤懑。非人实为非凡人。被李白玲的“慧眼”所识破的那种忧郁，实即为有的论者从玩得死去活来的顽主们身上所感受到又难以名状的那种忧郁，多余人性质的忧郁。也就是另有论者一再询问作者在作品中是否向读者隐瞒了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之一。橡皮人坐在豪华的大厅里茫然看着外国游客和香港商人思忖：“这些衣着华贵的男女一个个神气活现，从容自在，却个个长着张庸俗的脸，让你不得不对如此不堪入目的家伙却如此有钱感到生气，在这种场合坐上一刻钟比上一百节课还体会深刻。”这不仅是英雄主义性质的遐想，而且泄露出以貌取人分尊卑的天命意识。于观们在痛苦时总想“找那些穿着体面、白白胖胖的绅士挑挑衅”，跑到大街上面对行人摩拳擦掌地喊骂，心情都是一样的。看来，作为文化万花筒的王朔小说，还有与嘲谑虚无主义和精神语言游乐园不同的另一面，即隐秘的、不易觉察的英雄主体意识。世界本是悖论性的，一个在英雄主义环境与教育制度中成长起来的人，当自尊自恋到一定程度，又与现实构成尖锐的矛盾，便从这一极滑向另一极：自卑自贱。即使心理素质较高的人也很难例外，但他们又不甘于自我死亡的状态，于是便变着法儿上演一出极端性的恶作剧。顽主叙述人嘲谑调侃，便是其中的一种。从这儿可以看出他们骨子里并未完全看破红尘、一切虚无。嘲谑虚无主义既是一种生存游戏方式，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文化策略和人生策略。他们试着以此在生活中寻找自己理想的位置，脱离那不堪忍受的边缘状态和抛掉自己也瞧不起的边缘人身份，乃至于跻身于中心。他们幌着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招式，是以非理性的方式对纷乱而不公正的社会现象的碰撞与抗争，是对既诱惑人又不完全理解的五光十色的市场经济社会生活的恶谑性的参与。这些东西黄土地上的反英雄不时地回眸于传统，梦魂里不时有刻下深痕的正剧英雄形象萦绕，因而，顽主的嘲谑游戏还有它的另一面：它既是古老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的绵绵余绪，也是对后者的悼念与招魂的特殊仪式。正是植根于炎黄文明的、传统性与当代性交相辉映的具有文化万花筒性质的创作，体现为不同于西方后现代主义的东方后现代主义，或者说完全可用做为当代泛文化代码的后现代性加以阐释。这是因为文化转换中的社会，毕竟大大有别于信息时代的后工业社会，何况还有几千年的民族集体无意识储存呢。 王朔作品中还常有载道意识的折射，表现出对社会、政治、文化甚至世界大事的关切之情，散见于人物不时冒出来的一两句牢骚和嬉皮话，或寓于环境描写中，也经常以戏仿经典语录、英雄人物言行做为手段，指刺时弊极为深刻，也显露出渎神的快感，但也多用二元对立手法颠覆表面意义，留有宽泛的阐释余地，这或许是在特定条件下养成的一种自我保护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