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8年王朔的四部小说搬上银幕后，到1992年初王朔参编的电视连续剧《编辑部的故事》为高潮，王朔旋风一直刮到1993年初电视连续剧《爱你没商量》的复演。王朔成为海内外关注的知名青年作家，其创作成为理论界关注的一个文化焦点。 一、嘲谑虚无主义 王朔最初发表了几篇言情和法制类的通俗小说后，不久便推出了《顽主》，并从此形成了顽主系列，包括几个有影响的中篇和长篇：《一点正经没有》（以下简称《正经》）、《玩的就是心跳》（以下简称《心跳》）、《千万别把我当人》（以下简称《千万》）、《你不是一个俗人》（以下简称《俗人》）等等。顽主小说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嘲谑。它在早期的《空中小姐》、《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像皮人》中，已从初露端倪而逐渐发展，中经顽主系列集大成，当作者明确地提出要告别调侃之后，在《我是你爸爸》（以下简称《我是》）这样颇具现实主义特色的作品中，马林生和马锐父子在叙述人导演下，仍然止不住地嘲谑及自嘲，而且这种规则一直持续到《编辑部的故事》（以下简称《故事》）和《爱你没商量》（以下简称《商量》），前者几个主要人物大都以嘲谑为特色，后者中如果说安启森、范剑平、方波等或通体或部分是嘲谑角色的话，那么，就是第一男主人公高强骨子里仍然是一种不动声色的嘲谑，使人感到他有一个隐秘的、冷峻的嘲谑的魂灵。恐怕只有象《青春无悔》这样与人合作的作品才真正地淡化了嘲谑。自《编辑部的故事》以后，王朔的创作风格，颇有发展为一种流派的趋势，果如此，这一流派所共同信守的规则也必然主要是嘲谑。这是王朔顽主小说以及他的全部创作的一个最重要的风格特征。 顽主式的嘲谑，不仅是一般的诙谐、调侃或幽默，虽然在理论上很难把它与后者区别开来。这是一种怀疑一切、哂弃一切、扫荡一切的轰轰烈烈的大嘲大谑，是一种反文化反文明的嘲谑。顽主们无所不嘲：崇高、理性、社会、人生、道德、伦理、历史、政治、性……以及一切禁锢人性装饰禁欲理想主义的东西，一切理性文明所造就的等级秩序，其结果是世界存在的空无、人的灵魂裸露。这种嘲谑区别于一般的调侃和传统的嘲讽至少有两点。它不仅以嘲谑铲平一切，而且是一无所有地、无所依凭地进行嘲谑，不仅如此，而且是无所肯定地进行嘲谑。其次，它不仅他嘲、嘲弄客体。而且嘲谑中主体自反，嘲弄自我，造成生存失落、自我分裂的极端状态。传统的嘲讽，往往是为了某种目的，建构某种中心，依据某种不欲或不便公开的价值观念，因而嘲谑仅仅是一种形式；即使是自嘲，也仅仅是他嘲的一个变种，他嘲与自嘲后面都保留着一种强烈的主体精神。但顽主式的嘲谑则带有浓重的虚无主义色彩，它的精神内核则是世界与人生不仅是荒诞的，而且是无意义的，因而时常流露出一种潜隐的空无感、悲剧感，这便是嘲谑虚无主义，一种独特的、后现代性的生存一游戏方式，一种艺术游戏规则。 铺天盖地的嘲谑，是文坛怪才王朔的独特创造。《顽主》中的三替公司，名为助人，实为嘲人，终归于嘲己，当最后生意做不下去的时候，顽主们到大街上发泄：“谁他妈敢惹我！”然后一转身在一个强者面前举手投降，自嘲地出卖了自己。《正经》既是痞子嘲讽文坛，又是文人自嘲，使流氓痞子和高雅的人类灵魂工程师在精神上同归于尽。《千万》则把一个崇高的主题纳入嘲谑的框架，为了增强国威硬是把一个男人“骟”了之后培训为一个女人，再使她在国际忍术大赛中获奖。 王朔的叙述人和主人公们的嘲谑虚无主义产生于80年代中下叶中华国土。社会经历了几十年的封闭的寂静和十年左右的封闭的震荡的大起大落之后，迎来了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大潮。相当解放的经济轮子，掣动着上层建筑，尤其是敏感的社会意识形态，加上欧风美雨的强劲吹打，社会生态与社会心态都失去了原有的平衡。理想失落，信仰动摇，价值观念迅速地变化着，文化急剧地转型，政治激进主义的理想型文化向着商业性的实用型文化倾斜。天理淡了，“父之法”松驰了，人欲在复苏着。本能催动的物欲和金钱欲成了社会生活轴心之一。在城市，个体户如雨后春笋，他们从市井细民底层跃起，投入经济生活的滚滚洪流，这些“城市边缘人”本来两手空空，既无社会地位，又无起码的生活保障，不少人失掉了正当的职业，有的是有种种前科的人物。现在突然有了发财的机会、爆发的希望，不觉眼前大放光明，于是他们便成了这浮躁社会最浮躁的群体。市场和商业唤醒了他们潜伏着的本能和才能，增强了他们生活的信心。那些熙熙攘让攘围着他们转的不同等级的人群使他们发现自己原来也是城市生活不可或缺的成员。他们似乎来不及体面地塑造自己的形象和较深地体验自己的感受了，日夜谋划的就是抓钱。而在起起落落的经济运作中，当他们的腰包逐渐鼓了起来，甚至成为人们艳羡的大款时，他们便有了向往已久的财产和女人。他们积累着金钱，也积累着自尊，并且在试验着文化消费能力的同时，也期待着文化表达能力。于是，一个经历过这一阶层的生活的有写作才能的年轻人，正在急急地寻找创作的突破口，风云际会，在很大程度便成了他们的社会代言人。他把社会的浮躁心态，尤其是市井平民的浮躁心态，纳入自己调侃的创作个性中，并把它发展到极端——虚无主义的嘲谑，从而获得了成功。这方面，王朔是相当自觉的：“我曾受到一种影响，就是无论什么，只要你把他发展到极端，就是有价值的。”如今，完全可以这样判断：王朔和他的顽主们聪明地驾着虚无主义的嘲谑时代之车，把自己送到了文学史的大红门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