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都召开的巴金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笔者提供过一篇《巴金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论文①，主要梳理、论析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施惠于巴金，即巴金所受同时代文学熏染、影响的问题。显然，这只涉及了问题的一个侧面。本文试图对另一个侧面，即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如何受惠于巴金，也就是巴金及其创作对于同时代文学的反熏染、反影响问题作些探讨，以弥补前文的不足。 （一） 巴金自踏入文坛后，曾反复声明自己“不是文学家”，“不是艺术家”，直到晚年写《随想录》时仍是如此。他这样说，因为最初是由于偶然的机缘跨进文坛的，不期然成为作家而成了作家；虽然成了作家，但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不满意这种生活，渴望摆脱。这种情况后来有了变化，巴金终于安于笔墨文字生涯了。但开头毕竟太重要了。巴金闯入文坛的特殊性及开始几年的创作情形，对他以后的整个创作面貌都带来影响，也使他的文学观、文艺思想烙上独特的色彩和印记。全面、系统归纳、阐发巴金的文学观、文艺思想不是本文能胜任的，我们只就主要几点展开谈谈，然后对它们发生的影响作些考察。 首先一点是对于文学功利目的和社会作用的强调。巴金踏上文坛前曾热心于无政府主义运动，迫切希望改变中国社会的现状。他是在这一运动受挫后开始小说创作的。如他所说“我的文学生命的开始是在我的挣扎最绝望的时期”②，而且就在那些年里还写作了有关无政府主义的政治性著述。即是说，在写作《灭亡》等作品中的小说家巴金之前和同时，有一个社会改革家的巴金存在，指出这一点是重要的，就不难理解他何以从一开始乃至终生都着重文学的功利目的和社会作用。 当然，巴金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也是变化、发展的。大致在四十年代以后，一方面由于现实生活的教育，另一方面因为作家生理、心理上趋向成熟，他意识到社会改造和人类进步的艰难不易，自然不再指望文学在现社会的改造方面产生显豁可观的奇迹。而巴金对于人类的挚爱和改造社会的愿望仍是那样强烈，这就使他深入思索如何通过文学作品同现实社会进行坚韧、深入斗争的问题，于是有了《憩园》《第四病室》《寒夜》等作品。随着这一过程发生的，是其作品审美特征和审美力量的加强。但话要说回来，巴金在任何时候都没有离开过真和善谈美，始终不曾忘记文学应当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的信念，并毫不掩饰对于“为艺术而艺术”倾向的反感。这似乎就是当年那个社会改革家的巴金留给文学家的巴金的终生馈赠吧！ 其次一点是对于文学情感性特征的强调。巴金常常直接通过文学创作达到宣泄感情的目的，他曾经说：“你不知道热情在我的自体内燃烧起来的时候，那颗心、那颗快要炸裂的心是无处安放的，我非得拿起笔写点东西不可，那时候我自己已经不存在了，许多惨痛的图画包围着我，它们使我的手颤动，它们使我的心颤动……”③并不是任何作家都愿并能通过作品较为直接地宣泄自己感情的，巴金这样做，是因为他把写作当作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对待，在写作中所走的路径和生活中所走的路径是一致的，他在写作中混合了自己生活中的血和泪，暴露、表现着生活中存在的各种矛盾、痛苦和追求。 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也是有变化、发展的。大体说来，写作前期作品时对文学情感性的认识还是有偏颇的：强调作品应有真情实感，应自然流露是对的，强调文学创作需要激情也是对的，但对如何有效地把感情传达给读者，取得圆满的传达效果却考虑不够。文艺活动——如同托尔斯泰指出的——是以这一事实为基础的：“一个用听觉或视觉接受他人所表达的感情的人，能够体验到那个表达自己的感情的人所体验过的同样的感情。”④既然是创作者与阅读者之间的情感交流，就要考虑如何更好地引起对方共鸣，如果艺术形象跟不上情感表达的需要或者不在必要的当口对感情加以控制，就难以取得好的传达效果。巴金前期的作品正有这样的缺陷。但在后期创作中，明显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在一篇创作谈里自述说：“在后期的作品里我不再让我的感情毫不节制地奔放了，我也不再象以前那样唠唠叨叨地讲故事了。我写了一点生活，让那种生活来暗示或者说明我的思想感情，让读者去作结论。”⑤ 再次一点是对于文学“无技巧”境界的强调。既然巴金是意外闯进文坛的，开始创作时免不了从社会改革家的角度看待文学，何况郁积的感情使得他迫切需要找到喷发口，那么对于艺术形式和表现技巧的相对忽视就是自然的。我们从作家当年的文章中可以经常读到这一类话：“我完全不是一个艺术家，因为我不能够在生活以外看见艺术，我不能够冷静地象一个细心工匠那样用珠宝来装饰我的作品。”⑥虽然如此，巴金那时仍写出了一些很不错的作品，原因在于因丰富的生活、感情积累造成的作品内容的新鲜、丰满和独特。 到四十年代以后，随着作家思想变得成熟和深沉以及上面说的文学观、文艺思想方面的发展，他在艺术表现方面也迅速进步，那时创作的《憩园》《寒夜》等小说已实现了思想与艺术、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说它们达到了“无技巧”境界并非溢美之辞。所以能实现这一飞跃，我们以为原因有二。一是长期艺术实践造成的高度熟练，如他谈“无技巧”问题时说的：“什么是技巧？我想起了一句俗话：‘熟能生巧’。”二是作家事实上已注意到了技巧，只是因为更看重作品思想感情的表达和生活内容而没有特别加以强调，这样说不是没有根据的，前引巴金话里“不再让我的感情毫不节制地奔放”、“不再象以前那样唠唠叨叨地讲故事”而让生活本身来“暗示”，难道说的不就是传达技巧？ 巴金文学观、文艺思想还多，但最能显示其独特性的却是以上几点。这些主张、思想作为特定时代的产物，自然不无局限——最初孕育、萌芽阶段尤其如此。但从总体上和最后完成阶段看，却具有开放、包容广阔的特点。巴金同时喜欢各种流派的作家、作品，自己的创作也兼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钢格倾向，他认为创作应有自己独特的东西、每个人应用不同的形式不同的语言来表达，又说不受文学规律限制、不怕被人赶出文坛等，都说明开放、包容广阔是他文艺思想最本质的特征。巴金这种独特、自成一体的文艺思想，是他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贡献，并有着广泛的影响。巴金对于萧乾的启迪、帮助是突出的例子。萧乾创作的起步阶段，巴金常对他说这样一句话：“写吧，只有写，你才会写。”这种强调艺术锻炼、鼓励大胆去闯的开放思想，使萧乾受益非浅。萧乾还谈到读了巴金一篇文章后的收获：“一个由刻苦走上创作道路的前辈近来曾作文否认灵感和天才的存在。这不仅是破除了一件寒人心的、帮人偷懒的迷信，且增加了正在踌躇的人的勇气。”⑦巴金反对“为艺术而艺术”，强调文学应关心社会和人生、有益于人的思想更对萧乾有积极影响。巴金欣赏萧乾的短篇《邮票》，但同时向他指出：应把视野放宽、把心放宽，不要把自己关在个人的小天地里，应该更多地关心同胞以至人类。这样，作品才有力量。在读过《矮檐》后，巴金不劝他写点更有时代感东西。萧乾后来回忆说：“我初期的小说，写的大都局限于我早年的个人生活以及童年的一些见闻。结识他之后，我一直努力冲破那个小天地。在带有象征意味的《道徬》中，我又反过来劝读者，不要沉醉于安乐窝中而忘记世界的危境。我还写过几篇揭露教会学校的小说。后来在《答辞》中，我曾不厌烦地提醒比我更年轻的朋友们‘不要只考虑个人的出路’，而忘记大时代。”⑧巴金熏染了萧乾，萧乾又影响着比之更年轻的朋友，他的文学主张、见解就这样象震荡的水波那样，一层层、一圈圈地扩散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