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从文化学的角度，就社会心理的二重性和社会心理特征两个方面，对新时期各种类型特别是性格小说中人物的社会心理特征和丰富内涵，进行了多视角、多层面的分析考察，探寻了新时期的小说创作演变的趋向和线索。 对新时期小说人物进行的社会心理学考察，是立足于开阔的文化视野，依赖于活跃的思维方式，着眼于考察对象的自身的特质。八十年代以来小说作家们认为，以表现事件为主的小说，事件是它的着眼点，事件的发生、发展、结果便是小说的结构形态，人物成为附加品，成为串联全篇的道具，这样的小说其价值是会受到影响的。与此相反，许多小说家崇尚性格小说，即以刻画人物性格为目的并以性格发展线索来结构小说。在这种小说中作家们广泛地借鉴各种艺术手法，诸如原发性联想、梦境、内心独白、弥漫的情绪、打破时空秩序等来拓展人物心理活动的空间，使小说人物的心理内容空前地丰富多彩。在这些小说中虽然人物性格心态各异，但是人物的心理内容绝非是个体性的。新时期小说家们虽然重视性格小说和人物的心理活动，然而传统文化养就的文学理想和取材思维方式，必然会使他们更多地着眼于社会性的心理内容。于是，社会成员之间心理上的相互影响，包括自己的心理对他人和他人的心理对自己的影响，还有自我与他我这种个体自我意识领域的影响等等，就在人物形象中广泛地呈现出来。这就为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考察新时期小说提供了最丰富多样的艺术客体，开拓了文学研究的空间。 新时期小说人物的社会心理学考察可以从社会心理内涵和社会心理特征两方面展开。 一 社会心理既是内在心理过程，又外现为社会现象，这是社会心理不可分割的双重属性。社会心理的内在过程中包括社会认识、社会情感、社会动机和社会态度等。其中的社会情感以特殊的与文学有着天然联系的性质进入小说创作，渗透在小说人物的心理世界中。其他心理过程都是在社会情感的掩盖影响下进行着。新时期小说创作中人物社会情感的表现有这样一些方面和特点： 1、借助人物的社会感情来建立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从而展示丰富、深刻、有着文化意蕴的背景。一些作家意识到，社会感情对人际关系起着纽带作用。建立人际关系靠沟通（信息传递），又靠人际纽带。感情纽带作用比信息沟通更深入牢固可靠。言传、身传和媒传，是有声有色的、表达式的，侧重于表现；心传，虽然无声却能传出深情，传出心意，心传是深沉的、深入内心的，能通达灵魂。借助心传建立人物的关系自然而深刻。张承志《黑骏马》中的索米娅、白发额吉是世代生活于草原上的人们，他们对人诚实、善良、宽厚，注重人情，这是草原的宽阔质朴以及独特的生活方式培养起来的感情，是最典型的草原人民的社会情感，这种情感构成了白音宝力格告别草原而后又回来寻觅某种失落了的东西的背景。白音宝力格的社会感情则是他在另一个文化氛围中建立起来的，其中更多一些理性的成分，因而，不同质的社会感情联结着白音宝力格和索米娅的关系，他们既相融汇又相冲突，产生了浓厚苦涩的人生故事。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李顺大这个普通农民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有着真挚朴素的感情，他善良、正直，这是那个特定的年代造就和培植起来的社会感情，这种社会感情构成了李顺大与其他人物的关系，使得李顺大这一形象更坚实可信。新时期之初相当一些充满使命感、责任感、旨在以小说揭示出振聋发聩的社会问题的作品，都极为重视人物的社会感情所联结的人际关系。这种现象本身就表明，作家是从群体的角度分析、考察社会问题，观照人物的。此外这种视角由于重视人物社会情感及社会情感所联结的人际关系，也恰恰符合传统小说中人物相互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以推动情节波澜起伏地向前发展的要求。 2、重视小说人物民族感情和信仰感的价值，并对其加以深入开掘，使之成为小说人物的本质特征，并且影响到作品的整体性风格。社会感情的存在形态可以从纵横两个角度看。从横的方面看，有短期起作用的情绪状态和持续起作用的感情状态两种，两种状态相互贯通，在实际过程中相交叉。从纵的方面看，是个由不同层次构成的感情系统，包括内心感情、人际感情、群体感情、民族感情和信仰感情等。民族感情和信仰感情是这个系统中的最高层次。民族感情沉积于小说中的性格独特的人物心灵世界中，往往会使人物产生悲壮的色彩，并弥漫于整篇作品。从维熙的《雪落黄河静无声》中的范汉儒虽然备受政治上的不公正待遇，但他对祖国的爱却始终如一，并水乳交融般地汇入他的血液之中，决定着他的人生选择和命运。在炼狱中他结识了陶莹莹，并且深深地爱上了她，可是当他得知陶莹莹曾有过“叛国”的记录时，就断然地割舍了这份爱情。对范汉儒来说，什么都可抛弃，唯独祖国不可抛弃，民族情感是神圣而不可亵渎的。范汉儒终究没有寻找到爱情，他的民族感情是悲壮而真诚的，而他的命运则是凄凉的。这种神圣的民族感情不仅造就了范汉儒这个人物，而且将整篇小说都涂抹上悲剧色彩。其他如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中的罗群、谌容《人到中年》中的陆文婷等人物的民族感情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新时期以民族感情为主导色彩的人物大多出现在对知识分子命运“反思”的小说中，在这些作品中，知识分子是以“弱者”的面貌出现的，他们或者受到非人的对待，人生之路坎坷而悲惨；或者一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但在物质利益和精神报酬上，却未曾得到相应的报答，或者虽然身陷囹圄，处于逆境，但在威逼利诱面前却大义凛然，不为所动。作家的创作意图是在为知识分子恢复“本来”面目，也是为了博取人们的同情，于是在人物创造中民族感情得到了空前的强化和诗意化，人物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真实感。同时也向社会提出了一个涉及文学又涉及社会政治的尖锐问题：人格完善了，就能解决社会历史问题吗？这是一切关心知识分子命运的人们值得思索的①。无论怎样，民族感情在人物创造中的作用是作为当代文学发展中一个有深度研究价值的问题。 信仰感是社会感情的最高层次，信仰是人们对非现实力量的无限尊崇和信服。注重信仰感在人物心灵中的底色，是理想主义文学的基本前提。在“十七年”的文学中曾有过一些这样的人物，他们的信仰感压倒了一切人类其他感情，成为人物精神世界的全部，失去了血与肉的真实感。新时期小说中这类人物已经销声匿迹了，但人物精神世界中的信仰感依旧存在，并与其他感情浑然天成地融为一体，以各不相同的性格体现出来，读者接受了人物性格的时候，也就自然地接受了人物的信仰。这种现象出现在一些成功的作品中。《都市风流》中的市长阎鸿唤性格独特，他有过人的智慧和果断，又有锐意改革的精神和求实的作风，他的一系列决策和行动都是他这种性格和作风的体现：将女设计师徐力从市政局长的位置上解脱出来，让她重操桥梁设计的本行。徐力以自己最后的生命设计了光明立交桥。阎鸿唤还将原市政公司的建筑队长杨建华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杨建华的优秀品质显示出潜在的人民力量是改革有希望和前途的必备条件。阎鸿唤对生活和未来、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就渗透在这些决策和行动中，渗透在他的性格中。阎鸿唤的信仰感决定了整部作品的饱满、充实、积极向上的美学风格。信仰感不仅包括宗教信仰和政治信仰，还有人生信仰、人格信仰等。一些人物正是以他对人生的独到理解和对这种人生的执著追求而产生强烈的艺术魅力。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的人生故事在小说中占有特殊的位置。他有农民的底色：善良、勤劳、质朴，富于同情心，珍视友谊等。但是他更多的是接受了外部世界和现代意识的影响，自觉地扩大了自己的生活天地，进入了另一个社会的大世界。他有自己对人生的理解和追求：“我们出身于贫困的农民家庭——永远不要鄙薄我们的出身，它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将一生受用不尽，但我们一定又要从我们的局限中解脱出来，从意识上彻底背叛农民的狭隘性，追求更高的生活意义。”就是凭着这个信仰，孙少平从双水村走出来，经过县城、地区包工队生活的磨炼，终于走向煤矿工业。自觉地抛弃传统农民人格中的弱点，建立现代意义上的人生理想、价值观念，追求更丰富充实的人生。从孙少平新人格的建立，从独具特色的信仰感的角度，我们可以说，这个人物是路遥对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