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粉碎“四人帮”后的头几年里，女性小说创作可以说是新时期文坛令人瞩目的文学现象之一。张洁、谌容、张辛欣、张抗抗、王安忆、铁凝、程乃珊等相继登上文坛，她们以其细腻的文笔，丰富的情感，独特的经验不可置否地表明：具有独立的女性意识的女性文学在经历了一场摧残人性的大浩劫之后终于迎来了继“五四”文学革命后的又一次高潮。然而这种繁荣仅仅维持了几年，八十年代后期，这第二次崛起也如同二十年代那次一样，很快从高潮走向低谷。这主要体现在：一、理论上，有的女作家不愿正视自己的性别身份。她们有的以男女平等，共同关心国家大事，为社会创作来搪塞自己的性别身份，有的压根就不承认中国有什么“女性文学”值得提出来研究；二、与以上相对应的是题材开始转向，许多女作家从女性特有的题材开始转向。许多女作家从女性特有的题材领域中走出来，转向一般题材写作；三、写作风格上男女作家的差异越来越小。大凡男作家笔下所有的思维形式、表现手段在女作家那里都找得到，而属于女性特有的情感手段、描写天地越来越难寻觅；四、与前几年相比，八十年代后期的女作家作品在文坛上鲜有“轰动效应”，给人的感觉是女性作家群体在逐渐缩小。 一个文学潮流从兴起到衰落似乎是文学发展的必然规律。就本世纪女性文学发展来看，的确也经历了从“五四”文学革命时期女性意识萌醒——三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女性意识弱化——新时期女性意识恢复这样一个“螺旋形上升”的演变历程；这种演变的重要方面是由于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妇女素质不同所造成的作品在妇女问题、气质风貌、思想境界等方面的变异。从中，人们不难发现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女性文学的兴旺其实与那一时期整个文学的繁荣密切相关。当某个时期思想解放，理论活跃，创作自由时，那个时期的女性文学就会以她特有的内容和气质投入到这个时期的文学交响曲中，和着整个文学大潮一起奏响文学时代的最强音。反之，她也和整个文学大潮一样走向疲软，尤其是文学作为某种宣传工具或为某种功利性而存在时，女性文学甚至会莫名其妙地消失。这看起来有些不可思议，道理其实也很简单，反映社会环境对文学的影响。这种影响就女性文学来说，其特殊还表现在：由于女性文学主观情感抒发比较其它题材文学更为强烈些，内心的自由度也更宽泛些，因而外部环境对她的影响也更为明显。所以，对于当代女性小说的这次退潮，笼统地看，与变革时期文学受商品经济大潮冲击、文学创作主潮不明、整个文学创作有所衰退有关。但这只不过是所有种类文学的共性，作为当代女性小说还应该有不同于其它文学的特殊原因。 （二） 如果说，五四女作家在作品中所抒发的是冲出封建牢笼的女性心灵与情怀，所高声呐喊的是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个性解放的呼声的话，那么新时期女作家所关注的却是在貌似“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社会现实中所存在的一些妇女实际问题。例如：传统的男尊女卑的观念，世俗偏见，婚姻道德，职业妇女与传统角色的矛盾，男女双方在事业上、人格上的平等权利，女性价值的社会实现，女性自身因袭的惰性，女性为争取进一步解放自身应具备的品格与素质等等妇女在更高层次上的问题。这些问题由于社会环境的不同，在二十年代女作家笔下不可能出现，又由于男女各自的体验不同，一般男作家也不易察觉，新时期女作家却能从女性特有的情感经验和内心感受出发，去进行审视和评价，从而反映当代女性的历史进步，这应当看作是新时期女作家创作对当代文学的贡献。 问题由此而来，人们注意到，在反映当代妇女问题时，不少女作家表现出了一种明显的超前意识和理想人格，不论与现实理论或是现实生活都产生抵牾，这就使得她们将多年的苦恼，困惑一古恼儿地发泄出以后，再很难在这块天地中发掘出新的审美意蕴。 这种观念与现实的矛盾我认为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女性价值的认识上与男性的不同步。什么是理想的女性人格？比较一下男女作家笔下的女主人公形象是有意思的。一般来说，女作家笔下塑造的大都是知识女性，她们有理想、有抱负、富于幻想、不安现状，大胆追求、格外看中女性独立的人格价值，追求与男子在人格、事业上的平等地位。如：《人到中年》中的陆文婷，《祖母绿》当中的曾令儿，《爱，是不能忘记》中的钟雨，《北极光》中的岑岑等。张辛欣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作为一个女性分析自己，我深知自己的软弱和渴望依靠的天性。但是，在社会生活中，你必须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不断往前走。”她的中篇小说《在同一地平线上》比较鲜明地体现了这种思想。作品女主人公希望自己的事业和丈夫一样也有所成就，当她发现丈夫并不肯放弃以自我为中心的地位而要她作出事业牺牲时，便再也不肯继续生活下去，果断与丈夫分手。可以说，这种自强独立的意识是这一类女性的性格核心，在爱情婚姻中，她们同样清醒地认识到；女人既不是一件商品，可以任意买卖，也不属于任何人的附庸，可以受人摆布，作为一个独立的女人，她既有结婚的自由，也有离婚或不结婚的自由。 比较起来，男作家笔下的理想女性则大相径庭，属于另一种类型。她们没有脱离传统的“贤妻良母”范式，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心地善良，宽厚爱人，通情达理，善解人意，如路遥《人生》中的刘巧珍，周克芹《和他的女儿们》中的许秀云，张贤亮《灵与肉》中的李秀芝等，作者在她们身上体现的主要是中国妇女善良、纯朴、勤劳、坚韧、无私的传统美德；至于另一类被神化为能够拯救男性的“圣母”型女性（如《天云山传奇》中的女主人公和《绿化树》中的马缨花）表面上看，似乎脱离了“依附男人”的藩篱，令人肃然起敬，可细细品味，她们的骨子里蕴含的仍是自古以来便有的母性的牺牲意识，她们的价值就在于为男性做出了全面的牺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