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问题，是20世纪中国文化思潮史上一个基本问题。从“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开创新文化运动史到战争年代知识分子的大分化、大改组再到运动年代(1957～1976)知识分子“改造世界观”的苦难历程直至世纪末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大讨论——一切都令人百感交集，如果说，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因为它关系到中国社会最大多数人的切身利益，那末，知识分子问题就应该是中国现代化的基本问题，因为：它关系到人的现代化的前景。 现在，让我们看看：当代文化人在探索知识分子出路、思考知识分子命运方面走过的奇特旅程吧。 70年代末～80年代初：含泪的颂歌 1976年“文革”结束后，中国再次向科学进军。知识分子在经历了漫长的屈辱历程后，再次扬眉吐气。一批歌颂知识分子的作品在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不断产生轰动效应，最早是徐迟的报告文学《地质之光》、《哥德巴赫猜想》，接着是张扬的小说《第二次握手》、靳凡的小说《公开的情书》重见天日，此后，话剧《丹心谱》、小说《天云山传奇》、《人到中年》、报告文学《大雁情》、《小木屋》、《祖国高于一切》……这些作品既是对知识分子的歌颂，又是对知识分子苦难悲剧的控诉。今天回过头再去重读那些作品，我注意到：除去《地质之光》、《公开的情书》，其余大部分作品都浸透了冤屈的血泪。这种“含泪的颂歌”之所以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绝非偶然，它记录了知识分子的屈辱历程——与世纪初知识分子的浪漫旅程相比，这一代知识分子活得多么窝囊。不要说鲁迅式的呐喊、郭沫若式的热狂、林语堂式的闲适已湮没在历史的记忆中，就连郁达夫式的浪漫、周作人式的叹思也没有，有的只是逆来顺受——但在那政治高压的时代，不逆来顺受又如何？多少人甚至逆来顺受也没换来那份可怜的安宁！ 作家们的出发点也许只是“为知识分子请命”，但“含泪的颂歌”已在冥冥中导向了知识分子的“自我审判”。 1980：张贤亮打开“潘多拉之匣” 1980年，张贤亮发表《土牢情话》，小说还原了知识分子在高压下沦为“苟活者”的生存本相。石在的卑怯、懦弱直接导致了乔安萍的毁灭，也使自己的灵魂注定了不得安宁。由此产生了当代文学史乃至思想史上的“忏悔”主题。当时的张贤亮对此未必有着充分的自觉（否则，他就不会在稍后的《绿化树》中流露出应该在血水中浴三遭的病态心理）。令人欣慰的是，即使没有张贤亮的《土牢情话》，“忏悔”的主题也必将敲响知识分子危机意识的警钟。证据是：青年批评家们的犀利文论——我一直以为：那些富于思想锋芒的文论对于当代思想史，具有十分可贵的思想史资料的意义。显然，从“文革”中跋涉出来的青年学者不可能对知识分子的悲剧历程视而不见。对知识分子命运的研究与沉思不仅是反思历史的必要，也直接关系到后来人的前途。因此，当张贤亮的名作《绿化树》作为优秀的心理分析小说、人民的颂歌而洛阳纸贵时，青年批评家们都不约而同地在小说的主题毛病上大作文章。在1984～1986年间，黄子平、季红真、许子东、王晓明都著文批评了《绿化树》的病态主题。黄子平批评：“对苦难的‘神圣化’和对农民的‘神圣化’”是值得怀疑的，是误把“目的论的东西引入历史哲学”。①季红真则进而分析了当代知识分子的文化构成：十九世纪人道主义的影响和中国当代文化教育“形成了他们精神的内在矛盾。前者使他们在严酷的时代活动中软弱无力，后者则使他们习惯于自我否定。”②许子东在深入探讨了中国近现代文学中知识分子的“忏悔”主题后指出：“这种根植于启蒙意识的惭愧变成尊敬变成崇拜甚至再变成某种‘恐惧’，‘忏悔’也就由内心观照上升为反省上升为自我批判再上升为精神自杀”。③王晓明也指出：深入的“自剖”必须要在先清除了自身从地狱带来的“鬼气”才能实现。④——这样的批评对张贤亮具有重要的意义。1985年发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以后，他走出了“讴歌苦难”的误区，而成为深入解剖知识分子病态心理和苦难根源的圣手，《习惯死亡》、《烦恼就是智慧》都是震撼人心的记录。 这一切发生在1984～1986年之间，仅仅是因为《绿化树》的缘故吗？不完全是。 请看赵园的专著《艰难的选择》。这部书完成于1985年。这是一部通过分析现代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人物形象与形象创造的知识分子的心灵史思考知识分子命运的力作。书中闪烁着批判与反思的光芒。余论《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随想》更是一篇宝贵的思想史资料，其中激荡着这样的哲思：“该按照何种‘模子’来改造一下中国人，使我们自身，使我们的知识分子性格更臻完善呢？”⑤“改造国民性”的世纪文化主题至此进一步具体落实为“改造知识分子性格”的话题。但这已是完全不同于“改造世界观”的文化命题了。 正是在1986年，《中国青年报》发起组织了《两代知识分子对话录》的讨论，具有现代意识的青年知识分子向被扭曲了的知识分子人格模式发起了冲击，青年知识分子在讨论中展示了中国知识分子真诚、坦荡、潇洒、不再委琐、不再懦弱、不再逆来顺受的新风貌；也正是在1985年左右，老作家巴金发出的泣血之声——“我忏悔！”——在知识分子中激起了空前的反响，这是良知的呼声，是甩掉历史重负的呐喊，是直面惨淡的人生、决不象懦夫那样自欺欺人的心声；正是在1985年左右，青年作家赵玄在长篇小说《红月亮》中深刻反思了“文革”的悲剧：“全体中国人——每个人都是这场悲剧中的角色，也都是导演。我们自己捉弄自己，自己毁灭自己……要责怪，只能怪自己，因为，首先，我们自己没有当好自己的领袖。”⑥也正是在1985年左右，一贯温柔敦厚的王蒙发表了寒气逼人的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刘心武称之为“审父”之作：这一代人敢于对父辈呐喊——“父辈啊！你们走过怎样的路，你们的心灵不管怎样挣扎也毕竟不能清白，你们有那么多不好意思说出来不好意思承认的隐秘的卑微、卑鄙、卑琐，你们是多么艰难，多么痛苦，多么不幸！”⑦尽管在倪吾诚的时代与石在的时代之间，隔着千山万水，隔着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尽管《活动变人形》与《土牢情话》的艺术风格、文学观念大不一样，但倪吾诚与石在却有着令人震惊的相似——都委琐、都可怜、也都卑鄙！ 也还是在1985年左右，一批青年学者推出了影响极大的《走向未来》丛书。在这套旨在介绍当代最新成就的综合性丛书中，知识分子问题的探讨占了不小的比重——《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摇篮与墓地》、《儒家文化的困境》、《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等等。1986年以后，《读书》杂志以醒目位置相继推出青年学者许纪霖、黄克剑、黄子平、刘小枫、吴方、汪晖、钱理群、赵一凡等人在中西文化碰撞的背景中沉思知识分子命运、研究知识分子心态、展望知识分子前途的书评，这些书评也以深沉的情感、睿智的哲思而具有思想史资料的意义：它们不仅是这一代学人总结历史的心得记录，也体现了这一代学人达到的历史高度——在世纪末的低谷，回首几代人的坎坷历程，提出一系列古老而常新的思想命题：从中国士大夫的矛盾心态到近世知识分子的宝贵探索；从知识分子的困惑分析到“现代化与终极关怀”的沉思；从审视前辈的人生缺憾到展示当代学子的远大抱负……相对于创作中“含泪的颂歌”，这些思想评论更富于“理想的激清”。“含泪的颂歌”令人叹息，“理想的激情”则催人奋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