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生(1622-1696？)，原名琯，又名起溟，字扶孟，号白山，安徽歙县人。明季诸生，入清隐居。生博学多识，著述宏富。惩明儒之空疏无用，专治朴学，求经世之务。善诗文，对诗歌理论深有研究。又好小学、训诂，于六书训诂尤有专长。撰有《字诂》一卷，《义府》二卷，《杜诗说》十二卷，《唐诗摘抄》四卷，《诗麈》二卷，《一木堂文稿》十八卷，《一木堂诗稿》十二卷，《叶书》，《押韵便读》，《诗矩》，《一木堂诗式》，《载酒园诗话评》，《三礼会龠》，《三传会龠》。其中，两部《会龠》已佚。《文稿》、《诗稿》在乾隆朝曾被销毁，幸而安徽省博物馆尚存有《诗稿》一部。《诗矩》、《诗式》当系诗论著作，但仅由黄生在别的书中提及，迄今未能找到。《唐诗摘抄》最初有康熙刊本，乾隆、嘉庆年间又出有“增订”本，《诗麈》就附在《增订唐诗摘抄》最后，作为该书的第十五、十六卷。 《诗麈》是一部论诗专著，书中对古体诗、近体诗的艺术特征进行了深入探讨，对唐诗的辨析尤为精详。它相当全面地论述了诗歌创作的诸多问题，有理论，有例证，很便于读者阅读。同宋代姜夔的《白石道人诗说》一样，是作者为初学写诗者精心撰写的一部《诗学概论》。 把《诗麈》中论述的问题梳理一下，主要有以下数端： 一、主性情，贵立品。我国古代诗论传统中的“诗道性情”说，由于揭示了诗的真谛，日益为众多的人们所信奉，到了清初更是极为盛行，用黄生的话来说，就是“诗道性情，是三尺童子皆知之。”即盛行到了“三尺童子皆知”的地步。黄生本人正是尊奉传统的“诗道性情”说的，他认为一切好诗都是有感而发，表现诗人的“性情之真”的，“必其人之性情风格具见于其诗之中，而后人以诗传，诗亦以人传。”汉以前诗就是“不假雕绘，直道胸肊”，具有“真色”；唐诗之高处，也在于从中能见出诗人之真实性情。由于诗与人一，在诗中表现了诗人的真实性情，抒发了出自诗人胸肊的真情实感，所以具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读古人所作，述哀怨即真使人欲泣，叙愉快即真使人起午，气激烈即使人欲击唾壶，意飘扬即使人如出天地。”象这样的诗，才是“上乘”佳作。但诗中表现的性情又有高洁与卑鄙之分，这就取决于诗人人品的高下。于是，就得讲究立品。本书开宗明义第一条就大声疾呼地强调提出： 凡欲学诗，须先为不朽计。若习睹时俗所尚，徒为唱酬赠答之具，是则枉用心思，滥费笔墨，不若不学之为愈也。苟欲为不朽计，第一贵在立品。何也？作者必与古人争胜，而后能成不朽之名。夫古人所以身没而名不灭者，非徒以其诗也，其立品必高于流俗，如鸡群野鹤，如岭上长松，虽有时为庸众之所非笑，而其神情超旷，常不肯自命为一世之人，此即诗家安身立命之处。虽不蕲其诗之必传，而后世之名必归之。 作者在论述“凡作诗先明四要”时，又讲到“诗品”和“立身”，强调作诗要“先立其品”，强调“立身”要“高迈流俗”。在我国古代诗论中，强调人格修养的论述并不算少，但象黄氏这样旗帜鲜明地把“立品”放在“第一”位，提到诗家“安身立命”的高度，却是极为罕见的。然而，这又确实是精警的，必要的，因为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人品高尚者，胸肊中流出的才会是高尚醇美的优秀诗篇；人品不高，诗品也高不到哪里去。 二、尚自然，讲工巧。黄氏认为，作诗与书法、绘画一样，“皆有天然一定之则”，诗人的手与口必须“合乎天然之则”，写出的诗才能“如化工之肖物”，达到自然高妙之境地，成为天下之“绝艺”。所以，“诗道以自然为上，工巧次之，工巧之至始入自然，自然之妙无须工巧。”唐人的五言诗如孟浩然的《过故人庄》、王维的《终南别业》，七言诗如崔曙的《九月登仙台》、李颀的《送魏万之京》等等，“皆不事雕绘而妙极自然者也”。 但是，自然高妙之境并非一蹴而就，必须“工巧之至”，方能“始入自然”。因而“工巧”也应讲究，后天的人工修养和“锻炼之功”也不可缺少。只有锻炼到某种火候，创作时才能象“庖丁解牛”那样“神行其间”，写出的诗才能如“弹丸脱手”，“无斧凿之痕”，达到自然高妙的至高境界。所以，作者又说：“火候未至，岂能顿诣此境？故作诗不谈章、句、字三法，非邪魔即外道”。正是由于“工巧”是达到“自然”的必由之路，故本书谈论技法的文字甚多，对于作诗的种种“规矩”十分讲究，诸如诗之起承转合、章法、句法、字法、声调、格律、对仗以及顺逆、倒叙、倒装、倒押、明暗、呼应、映带、横插、藏头、歇后等等，无不加以论述、引证乃至反复强调。并且对那种借口“歌咏性情”而反对“雕绘粉饰”的看法表示异议，对那种借口自抒“性灵”而抛弃“规矩”的论调予以反驳，指出“公输虽巧，必以规矩成方圆；师旷虽聪，必以律吕正音声；恃性灵而废规矩，是犹徒手而制器，空耳而聆音也。” 本书关于“自然”与“工巧”的辩证关系的论述应该说是非常精到的，有关各种具体技法的论述也颇有可取之处，尽管其中带有明季时文的某些影响。要从事诗歌创作，的确需要懂得作诗的“规矩”，在懂得“规矩”之后又的确需要在实践中“锻炼”。孟轲说过：“梓匠轮舆能予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孟子·尽心下》）可见“规矩”不等于“巧”，懂得了作诗的“规矩”不等于自己就掌握了技巧。必须经过实际锻炼，才能把“规矩”转化为技巧。又必须经过长期反复锻炼，才能进而把技巧演化为熟练技巧，臻于“工巧之至”。而一旦臻于“工巧之至”，创作时自然也就得心应手，“神行其间”，达到“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地步，所创作的作品也就显得自然天成，毫无斧凿痕迹，进入自然高妙的理想境界。这种自然天成的作品看来是“无须工巧”，实际上却是“工巧之至”的最后结晶。所谓“工巧之至始入自然，自然之妙无须工巧”，道理就在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