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魏晋赠答诗作为一种独立的类型存在于魏晋诗坛，创作之富，不亚于其他类型的诗。它有自己的写作模式和特征。其抒情诗写得情真意切，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其颂美诗写得雍容典雅，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 关键词 赠答诗 模式 艺术 文化 赠答诗是魏晋时期颇为诗人喜爱且使用较普遍的一类诗。它虽然一赠一答，介乎二三人之间，咏叹仅是双方心中之情事，看起来似乎不那么显眼，但是由于赠答双方多为夫妻兄弟、亲朋僚友，相互之间有着不同寻常的感情或不同一般的关系，所以诗中所言之情事往往最能反映彼此之间的思想、品性、意愿和要求，具有较强的真实性。因此，昭明太子特将它列为一类，并精选了一批优秀的作品编入《文选》之中，以示其对这类诗歌的重视和肯定。现在却不然，有些人不再将它作为独立的一类来看待，而是根据它写的题材将它支解为某某诗歌，有的人甚至认为这类诗多为逢场作戏之作，没有什么价值，把它弃之不顾。笔者对此不敢苟同。 一 赠答诗作为诗人社交活动的产物，它的产生出现应该早已有之。但根据现存的资料来看，最先以赠答命题出现在诗集中的是东汉后期的朱穆、桓麟、秦嘉、徐淑和蔡邕等人写下的十首诗①。这十首赠答诗分为四言、五言两种形式，所写的内容也可分为抒情、颂美两大类型。其中朱穆的四言《与刘伯宗绝交诗》和秦嘉徐淑夫妇的五言赠答诗都是直抒品性、情怀的，具有鲜明的爱憎感情和艺术感染力。蔡麟和邕所写的四言答诗虽属一般赓和，艺术平庸，但他们于诗中所表现出来的颂美内容，却反映了东汉以来社会上出现的品评风气以及士子交往时要互相尊重、信赖、注重彼此人格的际伦要求。这十首诗从形式到内容所形成的框架，虽只是一个雏形，但由于它们的内容和形式很符合魏晋诗人创作的审美愿望和趣味，因此被他们所接受，并将它不断完善而成为他们赠答诗中最基本的模式。 魏晋创作赠答诗的诗人有六十七人，诗歌共二百零三首，其中四言九十五首四百八十章，五言一百零八百，内容也分为抒情、颂美两类。其中，魏时四十首诗，颂美类仅二三首，余者皆为抒情类；晋时一百六十三首诗，颂美类占的比例大概超过半数以上，且多为四言。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四言诗？这固然与四言自《诗经》开创使用以后，在魏晋时期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有关，但从诗人创作实践来看，魏晋以前，诗歌的创作并不是十分繁荣的，能供诗人们学习和借鉴的诗歌形式并不很多，而《诗经》，在当时正是一部最完整最实型的诗歌总集，诗人们从小就学习它，成人之后又将它作为创作的范本去加以揣摸、研究、探讨，因此，当五言体这种新的艺术形式刚刚兴起，一些诗人对它的使用还不十分熟练的时候、就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四言作为一种载体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之中。这种情况在大量写作四言诗的诗人创作中是可以找到证据的。以陆机写的颂美赠答诗为例，他的诗不仅四言体用得灵便，而且不少诗句是直接从《诗经》中套用来的。比如在《赠冯文罴迁斥丘令诗》一开头“於皇圣世”一句，就是套用《诗经》的“於皇时周”的句子改变二字而成；第三四句的“受命自天，奄有黎献”就是套用《诗经》的“有命有天”和“奄有四方”两句分别改一字和二字而成的。如此之例，在陆机的四言诗中俯拾皆是。陆机是这样，其他的诗人象陆云，傅咸、潘岳、刘琨、卢谌等莫不如是。除此之外，他们喜欢使用四言体，与他们追求古朴、典雅、庄重、绮丽的审美趣味也有关系。颂美之作，不仅要求为对方歌功颂德，而且还要求与其歌颂功德相适应的语言外壳，这就要求诗人善于选择那些最能反映这一内容的词语，而这些，《诗经》中的《雅》、《颂》当中相当富有，从那里去找，既方便，又省事；既古朴，又典雅；即庄重，又绮丽。以上便是颂美诗多四言的主要原因。这类诗的基本模式是：以四言为载体（间或有五言），以歌功颂德为主旨，以古朴、典雅、庄重、绮丽为艺术追求，在具体写法上有套固定的程序：即先从歌颂王室（亦有先赞扬家族门望者）下笔，再继之以赞美其人品、政绩、襟怀，最后落脚于仰慕、希望、怀念之情愫。诗歌少则三章四章，多则八章九章，有的甚至到十多章。象陆云的《赠汲郡太守诗》八章，潘尼的《献长安君安仁诗》十章等，均是照这样模式写成的。当然，亦有例外。有些人在具体写作过程中，或按自己的习惯，或用一些文艺手段去写，但多数人是依照这一模式的。这种模式比起东汉时的模式就显得繁富多了。 随着五言体的兴起，诗人们又以浓厚的兴趣去学习、实践，在写四言的同时，也写了一些五言赠答诗。有的人赠答诗全是五言。五言同四言比，虽只多一字，但“它使每句的字数由偶数变成了奇数，双音词和单音词相互配合，这样，吟唱起来就能从错综里得到和谐，音律不至于单调板滞而富于灵活性，在语言节拍上也富于音乐性”②。由于句子的字数增加，句子容量也随之扩大了，这对于“反映现实，表达思想，抒发感情，就更能驰骋自如，无往不适③。所以，抒情类的赠答诗多以五言为载体。这类诗歌从表现形式看，显得灵活多样，不象四言颂美诗那样板滞，但在赠别诗中还是有一定的规章可循，那就是往往先从昔日相处的友谊谈起，再写离别之际的依依之情，最后辍笔手期望、怀念、相思之上。比如王灿的《赠士孙文始》、阮侃的《答嵇康诗二首》其一，都是这种模式的范例。 二 抒情类赠答诗，是比较忠实地遵循诗歌创作所提出的言志咏怀，抒写性情的美学原则创作出来的，大都写得情真意胜，回肠荡气，有着感人心肺的艺术力量，与其他一些类别的诗相较，显得毫不逊色。这类诗有以下艺术特征。 首先，从作品的思想内容来看，诗人们以酣畅淋漓的笔墨，从不同的方面向读者展现了一幅广阔的社会现实的图画，有着鲜明的时代感。 魏晋时期，社会常处于动荡不安之中，朝廷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尖锐激烈。其后，外族侵扰不断加剧，战争连绵不断。生活在这个时期的诗人，他们大都卷入过动乱的游涡，有的人亲身经历过残酷的内部分裂斗争，目击过兵燹浩劫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对社会现实有着深刻的了解，对生活也有着切实的感受。他们在创作上继承汉乐府“缘事而发”的艺术传统，以自己愤怒之笔揭露了社会现实的黑暗。比如费植的《赠白马王彪》是一首揭露统治集团尖锐矛盾的杰作。薛莹的《答华永先诗》虽只有二十个字，却形象地反映了战乱不息的社会局面。而陆机的《赠尚书郎顾彦先诗二首》其二，对老百姓在大雨成灾庄稼淹没后离乡远逃荆徐的凄惨情况作了真实的揭示。与此同时，诗人们还暴露了在森严的门阀制度下寒门之士深受压抑的状况。象杜挚的《赠毋丘俭诗》以骐骥“婆娑槽枥间”，壮士“坎坷多辛酸”的处境来，形象地表现这一事实，他是很想得到毋丘俭的提携的。司马彪的《赠山涛诗》以椅桐“下临千仞谷”、“处身孤且危”为喻，诉说自己处境之艰难和“班匠不我顾，牙旷不我录”，深遭废弃的痛苦。郭泰机的《答傅咸诗》表现的也是这样的内容。由此可见，诗人在表达个人愿望时，对社会现实的丑恶凶险，作了有力的揭露和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