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文学中所谓“气”的问题

      中国古代关于“气”的论述极繁，“气”的含义也极丰富，它是化成天地万物的元素。如《礼记·乐记》就明确指出：

      地气上，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物化兴焉。

      同时，气又是推动天地万物运动变化的无穷的力量：

      《三大篇》之不能不汉魏也，汉魏之不能不六朝也，六朝之不能不三唐也，三唐不能不宋元也。……故气也者，默行于宇宙之间，虽慧人才子极其力而不能。（袁中道《读外余言》卷1)

      正因为如此，气也就成了宇宙及所含万物的生命力：

      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庄子·知北游》）

      而且，气还是人类思想、知识之来源：

      精也者，气之精者也。气道乃生，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矣。（《管子》）

      正因为气是如此重要，万物都是气所化和，所以中国文学中也就非常重视“气”的问题了。最早提出以“气”字来论文学的，是曹丕的《典论·论文》：

      文以气为主，气之轻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曹丕认为“文以气为主”，而“气之清浊有体”。清指才知之清，浊也指才知之浊。但由于他不作才与气的区别，所以也可以说清是俊爽超迈的阳刚之气，浊是凝重沉郁的阴柔之气。而气的刚柔，是性情所铄；气便是情性，通常称为气禀，有时亦称才气；而在文学上，称为个性。后来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中说：“然才有庸，气有刚柔，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故辞理庸，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称“刚柔迭用，喜愠分情”，当是对曹丕论点的发挥。而姚鼐在《复鲁絜非书》中，又进一步加以说明：

      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惟圣人之言，统二气之会而弗偏；然而《易》、《诗》、《书》、《论语》所载，亦间有可以刚柔分矣。

      自诸子而降，其为文无有弗偏者，其得于阳与刚之美者……其得于阴与柔之美者……观其文，讽其音，则为文者之性情形状举以殊焉。曾国藩在《圣哲画像记》中也曾有类似的分析：

      西汉文章，如子云、相如之雄伟，此天地道劲之气，得之阳与刚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义气也。刘向、匡衡之渊懿，此天地温厚之气，得之阴与柔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仁气也。

      这都强调了“气”是作家的气质、个性。曹丕认为，作家的气质、个性，会形成各自的独特的风格。因此，各有所长，难可兼得。他在《典论·论文》中说：“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徐干时有齐气”；在《与吴质书》中又说：“公干有逸气”。在这里，“气”又主要指风格而言。《文心雕龙·才略》也阐发了这样的观点：

      汉室陆贾，首发奇采，赋孟春而选典诰，其辩之富矣。贾谊才颖，陵轶飞兔，议惬而赋清，岂虚至哉！枚乘之七发，邹阳之上书，膏润于笔，气形于言矣。……王褒构采，以密巧为至，附声测貌，泠然可观。子云属意，辞义最深，观其涯度幽远，搜选诡丽，而竭才以钻思，故能理赡而辞坚矣。……张衡通赡，蔡邕精雅，文史彬彬，隔世相望；是则竹柏异心而同贞，金玉殊质而皆宝也。

      同样的认识，也体现在《体性篇》：

      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

      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惰性。

      不同的精神气质透过作品表现为不同的风格，而这种风格之形成又与作者所使用的文字语气等有相当重要的关系，所以“气”又发展成为“气势”之说。其实在上引刘勰的《才略》篇中，推重枚乘、邹阳“膏润于笔，气形于言”，这个“气形于言”的气势，就发展了曹丕的理论。刘勰提到“孔融气盛于为笔”，讲建安文学提到“梗概而多气”，又说“阮籍使气以命诗”，这也是指气势。讲文章的气势同人的情绪有关，情绪激昂的文气昂扬，气势旺盛。对这一点，韩愈阐述得最为明了，他在《答李翊书》中说：

      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

      我们知道，单音节的中国文学，以音节为特别重视的技巧。骈文的音节，平衡而比较一定；散文的音节，错落而自然和谐。这错落而自然和谐的音节，是随着作者感情的波动而变化。

      如果声调音节能与作品中所欲表现之感情相称，它的顿挫淋漓或铿锵宛转，便“如擂鼓者轻重疾徐，得之心而应之手”（清黄子鸿论七古歌行语。见所著《野鸿诗话》）所以，骈文家重音律，散文家重文气。气出于人，发为文，作家的感情充沛，才能写出气势充沛的文章，“气盛言宜”，正是讲的这个道理。李德裕《文章论》说：

      气不可以不贯，不贯则虽有英辞丽藻，如编珠缀玉，不得为全璞之宝矣。（《李文饶文集外集》卷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