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庚先生在谈到唐诗高潮标志的时候，曾经以他所特有的诗人而兼学者的双重敏感和睿智，发出如下一段精彩的议论： “汉赋”、“唐诗”各自代表着汉唐两代如此相似的统一盛世，而两者之间却又表现着如此水火不能相容。汉代有赋家而无诗人，唐代有诗人而无赋家；中间魏晋六朝则诗赋并存，呈现着一种过渡的折衷状态；这难道不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客观现象吗？① 本文即从林先生所揭示的文学现象出发，将赋和骈文放到诗歌发展的长河中、放到诗文相互影响的背景中去考察，从而对汉魏六朝文学的演变作出某种解释和估价。 中国的古典诗歌经历了从四言至五言、七言的自然过程。早在春秋的中叶，以《诗经》为代表的四言诗体就已经趋于衰落。虽然后代仍有人作四言诗，偶然地也有一些相当出色的作品，例如曹操、嵇康、陶渊明的一些四言诗；可是，这些个别的作品不足以否定四言诗整体的衰颓。至于五言作为一种诗体，它的成熟则已经到了东汉之末。而建安时期便成为五言诗突飞猛进的发展时代。由此可见，从春秋中叶至东汉之末，新的诗体、新的节奏经历了极其漫长的孕育过程。在这漫长的孕育过程中，出现了楚辞和汉赋这两种过渡性的文体。 严格地说，楚辞中的《离骚》和《九歌》在诗体上有很大的不同。正如林庚先生所说，“《九歌》在诗歌中是比《离骚》更接近于单纯的民歌的。《离骚》还带着散文的影响，《九歌》则从散文中又洗练到炉火纯青的诗句。”②至于汉赋，则又分为骚体赋和散体赋两大支流。从文体上看，骚体赋和楚辞并无本质的不同。 汉人学习模拟屈原作品而创作的骚体赋，虽然已经失去了屈原作品的那种光彩和魅力，却依然继承了抒情的传统。尽管如此，历史的考察表明，新的诗体、新的节奏，主要是在民歌中孕育出来的，骚体赋在这一点上并没有很大的贡献。③ 汉人在文学上真正的创造是散体赋，尤其是散体大赋。散体大赋在形式上离诗歌更远，但是，它对诗歌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却十分深远。散体赋对诗歌的影响一直延续到唐以前。即是说，古典诗歌成熟之日，正是赋的历史作用消亡之时。林先生所谓“汉代有赋家而无诗人，唐代有诗人而无赋家”，正是揭示了这一秘密。那么，赋体，尤其是散体赋，它在诗歌成熟的漫长过程中，究竟起了一种什么作用呢？ 散体赋的根本特征是对于天上人间、大千世界不分巨细、无微不至的描写。这一根本特征、一直可以追溯到先秦的荀况。荀况的《赋篇》就是以细致的描写作为基本的特征。至于汉代枚乘的《七发》、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扬雄的《羽猎赋》、《长杨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则更是一种大规模的描写。《七发》铺陈描绘音乐、饮食、车马、游览、田猎、观涛，《子虚》、《上林》、《羽猎》、《长杨》、《两都赋》、《二京赋》大肆铺陈帝王苑囿的壮丽、都市的繁华、天子射猎的盛况。司马相如所谓“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览人物”④，集中体现了汉代赋家描写大千世界的兴趣和魄力。 在后人看来，散体赋的描写是那么拙笨、呆板、堆砌、重复，它的语言常常显得那么生僻艰涩，可是，汉代赋家对于人间万象无微不至的描写正好出现在四言至五言的过程之中。正当四言早已衰微、五言尚未成熟的空档之中，散体赋的描写热潮为古典诗歌补上了重要的一个环节。没有这一个环节，没有这一环节所引起的一系列文学上的发展变化，就没有唐诗的繁荣。 中国的诗歌很早就形成了单纯的抒情性格。虽然《诗经》中也有一些象《生民》、《公刘》这样的民族史诗，但毕竟数量很少，影响也远不如十五国风中那些抒情的歌唱。《离骚》、《九歌》的出现及其艺术上的巨大成功，更加强化了中国诗歌的抒情传统。可是，诗歌作为一种艺术，根据内部的矛盾，它的进一步发展，必然地要求在新的、更高的层次上实现其再现和表现的统一。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出现，使再现因素的发展获得了强大的势头。“从天上到地下，从历史到现实，各种事物、各种场景、各种生活、都被汉代艺术所注意，所描绘，所欣赏”，“汉代艺术对现实生活中多种多样的场合、情景、人物、对象甚至许多异常一般的东西，诸如谷仓、火灶、猪圈、鸡舍等等，也都如此大量地、严肃认真地塑造刻画”，“尽管有所谓的‘讽谕劝戒’，其实作品的主要内容和目的仍在极力夸扬、尽量铺陈天上人间的各类事物”。⑤由于四言形式的局限，这种向再现倾斜的历史要求无法借助四言诗来实现，也无法借助于抒情性的骚体赋来实现。而半韵半文、介于诗歌与散文之间的散体赋却应运而起，得心应手地承担起描绘大千世界的历史任务。从再现的要求出发，散体赋大力地发展状物的技巧。伴随着这种状物技巧的发展，是一系列偏于形式美的副产品：丰瞻华丽的辞藻、词句的对偶、音节的和谐。散体赋在“再现”方面取得长足进展的同时，却在“表现”方面频频失分。在大力追求形式美的同时，却付出了“繁采寡情”、脱离抒情传统的沉重代价。陆机《文赋》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道出了诗和赋的大区别；曹丕《典论·论文》所谓“诗赋欲丽”，则又道出了诗和赋的共同追求。 从横的方面去看，散体大赋雄踞汉代文坛的同时，文人诗坛正在销沉寂寞之中，经受着旧格律早已衰微、新格律依然朦胧的痛苦。恰恰在这种时候，民间的歌唱却依然保持着它那种与生俱来的勃勃生气。值得注意的是，汉代乐府民歌也表现出向“再现”的某种倾斜。⑥乐府民歌中叙事诗的成就引人注目。民间的歌唱对于散体赋的状物显然缺乏兴趣，它直接地叙述人民生活中的欢乐和悲酸。汉乐府民歌中的《东门行》、《陌上桑》、《十五从军征》、《孔雀东南飞》，不仅具有叙事性，并且具有故事性。与散体赋不同的是，它们的语言并不华丽，却并未离开抒情的传统。《东门行》的语言，明显地留下了散文化的痕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