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来在对《三国演义》的讨论中，“正统观”问题总是研究者颇感兴趣的问题。讨论这一问题，不仅要涉及政治和历史范畴，而且也要涉及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范畴，对考察《三国演义》的思想倾向和艺术创作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 中国的封建社会有二千余年的历史，朝代兴替更迭频繁，占统治地位的封建集团为了保护本集团的利益并排斥其他封建集团和派别的争夺，都力图使自己的统治地位合法化，便制造了种种借口和“理论”，把自己封建集团的政权说成是“天命”特权，依托于上帝天神的意志，使本集团的封建政权的“神圣”与“合法”得以维护。同时，封建统治阶级又确定宗法制度的嫡派子孙的继承权，递相传授封建王朝的统治权，不许他人篡夺，以之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防止统治阶级内部其他成员对皇位的争夺，维护一朝一姓嫡派子孙的一统天下。因此，便产生了所谓“正统”之说。梁启超在《论正统》中说：“言正统者，以为天下不可一日无君也，于是乎有统。又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也，于是乎有正统。统之云者，殆为天所立而民所宗也；正之云者，殆谓一为真而余为伪也。”把统治阶级所谓“正统”之论的本质说得可谓透彻明白。所谓“统”，是指体系；所谓“正”，是相对于“伪”，即是合法。“统一天下，一系相承谓之正统”，在中国封建时代，“正统”是特指中国古代封建政权延续的合法的政治体系。 《三国演义》以汉末三国晋初的历史为基础内容，从题材内容处理和创作艺术构思两方面看，都需恰当处理汉、蜀、魏、吴、晋几个封建政权的沿革及相互关系，并对这几个封建政权加以适当评价，这就必然表现出作者的统系观和正统观。 在总体统系格局不违史实的基础上，在对待各个封建政权的态度上，在情节的具体描写中，《三国演义》却表现出不同的倾向。 对汉王朝的封建统治，作者的心态是复杂的。他一方面对汉末政治的腐败不满，对桓、灵二帝的昏暗加以暴露，指出汉分三国的“致乱之由”是在于桓、灵二帝。另一方面又对汉室气运的衰败流露出由衷的叹惋。作品描绘了汉末政治腐败、社会动荡的图景：“桓帝禁锢善类，宠信宦官”，“灵帝即位”，“中涓自此愈横”（1回），而“十常侍”受庞专权，终于导致“朝政日非，以致天下人心思乱，盗贼蜂起”。正是奸臣宦官得势，内阉外戚矛盾激化，忠直之士受到排挤，各种社会矛盾激化，终于造成汉室的倾危。这种分析和描写，应当说是客观的，对朝政腐败及奸佞肆虐的暴露也是明显的。但当汉室政权受到威胁，董卓“怀废立之意”时，作者便表现出对倾覆汉室的董卓的强烈不满，斥责董卓“逆天无道，荡覆王室”（6回），而对杨尚书等人怒斥董卓则极加称扬。当汉献帝回至东都洛阳，时经战乱，东都已是“宫室烧尽，街市荒芜。”作者有感于此，哀叹“汉末气运之衰，无甚于此。”又引后人之诗叹曰：“天子懦弱奸邪起，气色凋零盗贼狂。看到两京遭难处，铁人无泪也凄惶。”（14回）这种极具感情色彩的描写，表现了作者对汉王朝政权衰败的哀伤叹惋。 《三国演义》也描写了汉末的黄巾起义。揭示了起义的原因是“朝政日非”所致。书中还反映了起义迅速发展的形势。但书中将农民起义者称为“贼”，而把镇压黄巾起义的封建阶级人物刘备、关羽、张飞等人物称扬为“救国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这与作者对汉王室的态度恰成比照，说明作者的立场和感情倾向是维护汉王朝的正统地位的。 《三国演义》的重点是写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形成及演变过程，写汉末政治的腐败、汉室的衰微和黄巾起义的发生，而这些都不过是为曹操、刘备、孙权等封建阶级英雄人物的登场做好铺垫，为写三国鼎立的形成布置背景。因此，对曹操、刘备、孙权等三国代表人物的描写及对魏、蜀、吴三国关系的处理，则更可见《三国演义》的统系观和正统观。 陈寿在《三国志·武帝纪》中曾对历史上的曹操的功业才德作了评论，认为：“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鉴申、商之法术，谈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嚣，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三国演义》描写曹操在讨董卓、剿黄巾、除袁术、破吕布、灭袁绍、定刘表、平定统一北方的斗争中，南征北战，戎马生涯几十年，斗志顽强，气度恢阔，知人善任，表现了军事家的才能。官渡之战，以少胜多，更显示了他军事家的胆略。作者曾借郭嘉之口将他与袁绍相比，赞他有“道”、“义”、“治”、“度”、“谋”、“德”、“仁”、“明”、“文”、“武”等“十胜”，分析了他可以战胜袁绍的条件，对其功业战绩及识士用人等领袖人物素质加以赞美，可以说大体与史评略同，与历史上曹操大体相符。但对赤壁战后，当曹操位高权重，挟天子令诸侯，谋魏公魏王，僭越专权时，作者则态度有变，明显表现出抨击贬斥的意向，不仅称之为“国贼”、“反贼”，而且利用情节描写贬斥他“托名汉相，实为汉贼”，为忠直之士所切齿痛恨。综观全书，作者立意是要将曹操描绘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故在描写他的功业将略之时，斥其僭越专权之为，而对其品德心胸尤多贬黜意向。书中穿插了大量的具体描写，如杀吕伯奢、梦中杀近侍、割发代首、血洗徐州、许攸问粮、枉杀粮官王辱、哭祭袁绍借刀杀弥衡、妒杀杨修、赤壁赋诗、大宴铜雀台等，用以突出表现曹操性格的奸诈、伪善、诡谲、狠毒、残暴的特点，表现他的“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极端自私阴暗的心理，这就使历史上曹操性格中的“酷虐变诈”（《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傅子》）得以渲染发挥，而成为一个“功首罪魁非两人，遗臭流芳本一身”（78回引《邺中歌》）的艺术形象的曹操。很明显，《三国演义》对曹操形象的描写，与《三国志》对曹操的评价，是同中有异的，在基本史事上相同者多，而具体情节描写和虚构方面则相异者多，并且明显地表现出对曹操贬抑憎恶的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