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多元文化社会中的华人文化

      冷战结束后，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在全球化过程中，现代性并没有带来文化的同质性，反而更凸现了各个族群文化与历史传统的差异性。与其他族群自我文化身份认同的诉求相比，多元文化和差异政治对马来西亚来说本身就已经是一个既定的历史存在。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在现代化的同质性过程中，马来西亚的多元文化并没有被同一性所消融，反而更凸现了其文化的差异性。在全球化过程中，马来西亚国家文化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在一种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平等对话机制下，能真正享有使各族群文化能够自

      由发展的多元文化社会。

      马来西亚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全国人口2200万，由26个族群组成。在众多的族群中，以马来族、华族、印度族三大族群为主，形成了一个多民族共存的社会。多民族的长期共同生活，相互交融，使马来西亚社会呈现出多元文化并存的景象。在马来西亚的每一个城镇，都可以看到肤色和服装各异的马来人、华人、印度人杂居相处，而庄严肃穆的马来人清真寺、雕梁画栋的华人庙堂会馆、金碧辉煌的印度人教堂则参差错落、鳞次栉比，其中夹杂着殖民地时期英国人留下的基督教堂、荷兰街，更透露出浓郁的西洋风情。马来西亚社会的多元文化共存是其历史发展的既成事实，丰富多彩的多元文化，使马来西亚在国家文化发展的过程中享有独特的精神资源。但是多元文化并存下的文化差异却使其国家文化的发展充满曲折，而作为马来西亚三大主流文化之一的华人文化的发展更是历经坎坷与艰辛。从马来西亚多元文化共存下的文化差异，我们可以了解到马来西亚文化是如何在政治的管制下，在二元的对立中发展和变化的。

      一、政治语境下文化差异中的华人文化

      马来西亚建国伊始，就致力于建设一个“国民团结”的社会。为此，国家采取了许多政策诸如新经济政策、国家教育、国家文化等政策来整合社会，以求形成一个相互交融的马来西亚民族。然而，建国以来马来西亚政府所采取的同化政策，非但没有加强华、巫两族之间的文化融合，反而更凸现了两种文化间的差异。文化问题在政治管制下变得敏感而脆弱，在一种自我保护的心态下，族群的边界更加分明，文化的趋同进一步分解，而差异也愈见突出。

      文化的政治化是造成文化差异的主要原因。马来西亚政体是联盟执政，建国之初联盟族群政党共同执政的模式的奠定，使族群政党成为日后马来西亚政坛上的主流，从而在利益分配上形成族群政党维护“族群利益”的格局，即马来人的利益则必须由马来人政党加以保护，而华人的利益则由华人政党加以争取。马来西亚建国之初，马来人除了在政治上处于统治主导地位外，在经济、文化上都相对落后，而华人无论在人口方面还是在经济、文化方面，都是一个强势族群，因此，马来当权者在社会各个方面都极力提升马来人的地位。1970年，马来西亚政府实施新经济政策，使得“土著”、“非土著”的族群标签具有了法律效力，马来人从而拥有对教育、企业、股票等优先权。继族群政党在政治领域划定族群边界后，新经济政策再次在经济上划下了族群边界。几乎在同一时期，国家文化政策原则的宣布，区分了“本地区原有文化”及“其他文化”，在文化领域划分了“土著”及“非土著”的文化边界。自20世纪初至90年代，马来人对其族群边界的防卫从不曾松懈，以确保其对马来西亚的支配主权的不可挑战性。马来人对其族群的防卫心理亦强化了华人社会对其文化认同的防卫心态，华人文化教育的主管机构——董教总在捍卫华人文化教育中虽节节失利，但却屡败屡战，其不屈不挠与坚韧不拔显示了华人为自己的文化发展努力抗争的力量。

      尽管以巫统为主的政府不断声明无意同化华人，但是华人却难以高枕无忧，因为不利于华人文化发展的条文与事件层出不穷。有关三宝山事件和舞狮事件就很能帮助我们了解马来西亚政治话语管制下的马华文化的困境与压力反弹下的华人文化自我保护的心态。

      传说三宝山是郑和下西洋的驻扎地，山麓下的三宝亭及三宝井，亦传为郑和所建。400年前，第二任甲必丹李君常捐献此山为华人葬地。此地共有12500座坟墓，是在中国境外最古老的一座华人义山。1983年10月马六甲州首席部长致函三宝山业主青云亭管委会，表示要将三宝山铲平。消息传开，华社开始了长达三年的“挽救三宝山”的运动。华社反对的理由是“三宝山一旦铲平，将使许多珍贵史料和史迹消失，特别是最近300年来，有关华人在本国从事开荒建设的奋斗史，将失去重要的一环”(注：张木钦：《保存三宝山》，载《当代马华文存》第9册(社会卷80年代)，第3页。)。三宝山事件牵涉的问题面广且大，牵动了全马来西亚的华团领导人，许多人为了保存三宝山而四处奔走。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华教斗士陆庭谕从1984年11月25日开始，每天早上7时至晚上7时节食，并在每个星期日到宝山亭静坐。最后是马六甲州政府宣布拨款5万元美化三宝山，整个事件才落下帷幕。三宝山事件是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史中的大事，无疑是华人与马来人对峙的一个典型。

      20世纪70至80年代的舞狮事件最能说明马来西亚国家文化政策对华人文化自我保护心态的刺激。舞狮是马来西亚华人在佳节庆典借以助兴的节目，华人对舞狮本来不甚关注，也没有将它当成一件了不起的文化表演，但1979年内政部长加沙里表明舞狮没有本地色彩，除非将它改成舞虎，要不然是不可能被接纳为国家文化的，因为虎才是马来西亚的象征。(注：The Straits Times,May 20,1979.)舞狮受到刁难，华人极为不满。阻力越大，反弹力愈强。舞狮并不一定是每个华人都喜欢的活动，这一下子变得珍贵起来了。70、80年代，舞狮一直都是众人关注的重点，每当过年过节，申请舞狮都成为华人极为关注的事情，而申请舞狮表演的风波都是报纸上的重要新闻。舞狮团在马来西亚的蓬勃发展更是让人始料不及，根据马来西亚龙狮总会的报告，在1990年该国共有3000个舞狮组织。董总领导人胡万铎在一次受访时一语道出这种现象的实质所在：“舞狮本来已在本国‘衰退’。但当时的内政部长丹里斯加沙里却批评舞狮不合国情，认为应改为舞狮虎，这句话引起华社哗然，并引为民族耻辱，激发起抗拒及自我振作之心”(注：(马来西亚)《南洋商报》，1991年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