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942X(2002)05-0087-10 当人类跨入21世纪的时候，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纳米技术为先导的高新技术迅猛发展，全球化的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金融资本市场、技术市场加速形成，一种基于知识、信息和开放性的全新经济形态已悄然降临。新经济现象的出现向人类的文明和进步展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广阔发展前景，但同时也全方位地冲击着传统国际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秩序的各个层面。 2002年5月19日至22日，由浙江大学主办、海内外多所高校和社会团体协办的“新经济条件下的生存环境与中华文化国际研讨会”在杭州隆重召开，来自美国、德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及香港、台湾地区和中国大陆的近百位专家学者围绕会议的相关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广泛交流，取得了丰硕成果。(注：会议论文已结集出版，参见金庸主编《新经济条件下的生存环境与中华文化》，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这次会议为多学科、多视角、多层次地探讨新经济条件下诸多理论及现实问题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思想交汇平台。 一、新经济、文化传统与人文精神 “新经济”概念的提出最初只是对美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宏观经济和产业结构层面所出现的全新局面的一种状态描述和理论概括。现在，则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面对的生活事实，而且，它给人类精神生活提出了全新的挑战。文化传统如何适应新经济，新经济如何创建新的文化，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成了大会讨论的一个中心问题。潘云鹤院士(浙江大学校长)指出，从历史的经验来看，以经济为根本的生存环境的改善，必然需要依托人文精神的支持。不依托经济的文化，是空中楼阁；没有文化底蕴的经济，必为短视经济，经济和文化的相互依存与共同繁荣才是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阳光大道。查良镛教授(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则在自身亲历性体验的基础上指出：当今世界经济的一体化、经济全球化的格局不单是经济因素所造成的结果，人文因素(包括文化发展，文化发展，人民的认识与觉悟提高，社会意识、政治认识提高，对和平的要求增加等等)起的作用更大。人类光明的前途，一方面系于先进的生产力的发展，物质生活的提高；另一方面系于以物质生活的提高为基础的，进一步发展的先进文化和文明。只有广大人民在物质与精神文明两方面齐头并进，生活才能越来越幸福。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人文因素虽似仅为经济之附属，但若处理不善，就可能妨碍中国国际化的进程。人文因素中最重要的原则是“必须维持信誉，利润的考虑则属于其次”。中国的企业如要成功，必须牢记“重信轻利，利必自来”八个字。在任何情况下，“诚实守信必是最佳策略”，至于政府以及负责管理经济的当局则应以“重法轻利，长期有利”八个字为准则，认真完成“重法律而去关系”的转变。张信刚教授(香港城市大学校长)认为：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追求社会每个成员的文化素质的提高就是它本来的意义，是不需要假求任何其他理由的。让人的生活更为满足，人和自然的关系更为和谐，这本身就是经济增长的目的。文化素质的提高会产生文化需求，而文化产业可以提供经济增长的动力。所以，文化素质的提高，不只有它本身内蕴的意义，也有促进经济发展的功能。由此，他主张对中国文化传统发起一个“C++”工程。在这个符号中，C的意思就是Chinese culture(中华文化)的意思。第一个加号是表示一定要尊重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但是同时也需要对它进行必要的反思；第二个加号则是表示中华民族在21世纪必须具备国际视野，随时愿意吸收新的时代养分。“C++”工程的总体含义是中华文化的发展与现代科技的发展必须合轨而行，中华文化的内容中不能不包括来自外国的现代养分。 查济民教授(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名誉院长)认为，人类已进入到以科技迅速发展、经济总量急剧增长、经济全球化为标志的新经济时代。但新经济并没有带来世界的共同繁荣与富裕，甚至带来了贫富差距的加剧。资讯的发达使社会各阶层、国家各地区、世界各国家之间因为价值观不同、信仰不同、各国间和民族间利害的不同引起的矛盾日益激化。经济全球化无疑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强大推动力，它为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社会福利带来了希望。但新经济带来的机会还没有被各个群体充分分享，使每一个人都能从中受益。因此，新经济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决不能忽视。文化是人类思想的灵魂，在经济愈趋发达的今天，用文化来指导生活，规范经济，更显得突出和重要。当前人类面临的问题具有高度的综合性，它的解决超出了国家范围，也超出了自然科学的能力范围，它涉及到现代经济增长的目的和方式，因此，必须综合运用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知识去研究解决。 廖可斌教授(浙江大学人文学院)认为：如果把自然科学比作波动频率很高的海面，那么社会科学类似波动相对较慢的深海，而人文科学则犹如波动频率最慢的海底。倡导人文科学和人文精神，决不意味着要排挤自然科学和科学精神。中国的繁荣富强需要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共同繁荣。姚先国教授、郁建兴教授(浙江大学经济学院)认为：社会资本概念的兴起是20世纪90年代社会科学发展中的重要事件，它拓宽了讨论市民社会及其与国家关系的视野，凸现了市民社会社团层次的重要性，支持了超越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二元对立之上的国家-社会关系的理解。民主需要社会资本为基础的认识支持着这样一种新的“个人”概念：即将他人视为公民同仁，而不是(潜在的)外人、对手或敌人。越来越多的理论和政策倾向于认为，培育一个生气勃勃的市民社会(公民社会)，与国家对市场和社会秩序的主导密不可分。在当代中国，市民社会作为一个可欲的目标，它的达成，仍然不能离开发展市场经济这个基础。同时，建构中国市民社会，还必须落实到教育、道德伦理、司法、志愿性社团等等的建设上来。姚先国教授还在大会发言中就中国当前社会变革存在的问题做了很有价值的分析和解释。 二、文化传统、地域经济与企业组织 文化的发展具有历史的继承性、民族性和地域性，经济的发展也有着与之相类似的特征，两者的融合与互动决定了特定地域下的独特生存景观。在这次会议上，与会代表对特殊地域文化形态与特定地域经济差异之间的互动关系，尤其是浙江历史人文环境对浙江地域经济和企业发展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
